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经过审议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报告中为完成1997年计划提出的各项建议。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坚决贯彻和认真落实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把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切实放到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稳中求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计划执行过程中，要狠抓落实。要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继续增加农业投入，大力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力总水平。要深化农村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尽快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推进政企职责分开，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国有企业要根据产业政策和经营状况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严格按预算支出，控制货币供应量，加强金融监管。要关心群众生活，使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有所提高，做好扶贫帮困工作，认真实施“再就业工程”。要进一步做好社会发展工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为全面完成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而努力。
邮电部关于经营电信基本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邮电部
邮电部关于经营电信基本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邮电部
经国务院国函〔1993〕178号文批准，由电子部、电力部、铁道部共同组建的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下简称联通公司）已于今年7月1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近来发现社会上一些单位以与联通公司合作的名义组建地方性联通公司，拟经营电信基本业务，并有的宣传与国务院有
关规定不一致。为此，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现将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国函〔1993〕178号文明确规定：“为避免造成通信秩序混乱，影响通信业务正常运行，各地区、各部门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设立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邹家华副总理在今年7月19日联通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组建联通公
司是一个新事物，是一种新探索。我们还没有经验，所以不能因为成立联通公司，因此各地方、各部门就都可以成立类似的公司。国家只批准这一个，其他一概不得成立”。联通公司的成立是我国电信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初步尝试。根据以上规定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成
立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联通公司依照《公司法》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仅作为联通公司的办事机构，不是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不能申请经营电信基本业务。
二、关于联通公司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审批原则。根据联通公司的申请，我部已根据国务院国函〔1993〕178号和国务院国发〔1993〕55号文有关规定，于今年4月14日以邮部〔1994〕255号批复作了明确规定。对联通公司申请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统一由邮电部负
责对联通公司进行审批，各邮电管理局不负责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审批工作。
三、关于外商不得在我国境内经营或参与经营电信业务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包括联通公司在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此项政策规定。
各局要正确领会国家对经营电信基本业务的有关政策规定，要站在国家的立场，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努力搞好全行业的总体规划，促进公用通信网与专用通信网、邮电通信企业与联通公司以及经批准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企业的协调发展。
1994年9月5日
用虚假罚单收取罚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河南省辉县市检察院 郝建强
李某是某地公安机关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一天，李某找到某个体印刷厂厂长梁某，向其提供样单，让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并约定获利后两人分成。2005年3月至10月，李某利用职务便利，用假交通违章罚单向违章车辆收取罚款共计5万元。按照协议，李某按30％分给梁某1.5万元，剩余3.5万元自己侵吞。
在对本案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其中，李某是主犯，应当负主要责任，梁某是从犯，负次要责任。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和梁某内部分工明确，共同实施故意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其中，李某是积极参与、策划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责任，是主犯，梁某在李某的授意下实施了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是从犯。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具体到本案，从主观方面讲，李某和梁某有非法骗取罚款的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明确。从客观方面讲，李某向梁某提供样单，授意梁某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梁某实施了为其印制假交通违章罚单的行为。李某实施了用虚假罚款单迫使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自愿”交出的钱款的行为。李某和梁某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违章驾驶员对自己财物的所有权。因此，这种观点认为,李梁二人是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当然，在本案中，李某利用自己的交警身份，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诈骗行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是一个从重量刑的情节。
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梁某是贪污罪的共犯。其理由是：
首先，李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犯罪主体符合。罚款行为与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行为紧密相连，没有梁某提供的假交通违章罚单，李某的罚款行为就无法实施，没有与交警身份相关的罚款行为，就没有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获利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其次，虽然假交通违章罚单是假的，但被罚者不明知，且罚款行为以违章为前提，所以罚款所得款项应视为“公共财产”，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行为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符合贪污罪的犯罪客体。客观方面，李某利用了其交警身份的职务便利。李某作为交警，其职责包含对违章车辆驾驶员进行交通法规教育和罚款，以及将罚款向财政部门上缴的义务。该案中，李某用虚假罚款单收取罚款，隐匿而不上缴，属于以“欺骗”的手段，将罚款“侵吞”的行为。关于共同犯罪方面，梁某向李某提供假交通违章罚单，并按照议定比例分成，其共同犯罪故意明显。综上，应按贪污罪追究李某及梁某的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上路收取罚款和分赃行为都是实行行为，制作虚假罚款单的行为是一种共同实行行为。按照“实行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应以李某的行为性质定性，梁某构成从犯。按照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的规定，对梁某应当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
同意第二种观点，应当以贪污罪共同犯罪论处。其中李某是主犯，梁某是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