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自诉案之规定不应成为法律的“摆设”！

王政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为了保护公民合法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可制定的法律能否起到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功能就要看司法机关具体的执法情况了。制定出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是否应被称为“恶法”？不能被有效实施的所谓“法律”是否可被称为“聋子的耳朵——摆设”？本文以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对刑事自诉案件的相关规定为核心，以我们执业律师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所碰到一些实际案例及与办案法官交流的思想感受为素材，来谈一下法律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之规定及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引起立法和执法部门的足够重视。

一、先介绍几个实际的案例
案例一：A先生将自己一辆旧桑塔纳轿车交给B先生有偿使用，后A先生出国求学。两年后，A先生回国，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车辆已被过户到B先生名下。A先生要求B先生偿还车辆并重新办理过户手续。B先生称车辆已归其所有并拒绝交还。于是A先生以侵占罪为由向法院起诉B先生，要求追究B先生的刑事责任。当A先生向北京市某区法院递交刑事自诉状时，负责立案的法官拒绝受理并告之A先生说：“此案应属于民事纠纷”，同时还建议A先生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案例二：L先生与M女士虽已结婚多年，但夫妻关系一直不太和睦，且经常吵架。后L先生干脆搬出，以夫妻名义长期与S女士（S女士知M女士为L先生配偶）住在一起。2004年5月份，S女士为L先生生下一男孩，L先生为S女士购买别墅一套。2006年5月份，M女士以重婚罪为由向河北省某县法院起诉L先生和S女士。法院以M女士欠缺证据为由拒绝受理，并告之M女士补充关于L先生和S女士构成重婚罪的证据。M女士因个人没有侦查权，无法取得法院要求的证据材料，于是请求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公安机关的答复是：重婚案件属于自诉案件，不属于其管辖和受案范围，建议去找法院受理。
案例三：C某为抢出租车生意，将摩的司机D某左眼打伤后便弃之而去。后D某被人送入医院治疗，共花去医疗费一万余元。D某住院期间，C某一直未曾露面，出院后，其左眼视力严重下降，后经法医鉴定为轻微伤。因当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认为C某行为不构成犯罪，不作公诉案件处理，并建议D某通过刑事自诉或民事赔偿途径解决。D某无可奈何之下，便向辽宁省某市区法院对C某提起刑事自诉。该区法院虽然受理了D某的自诉案，但是要求D某寻找C某的下落，并能让C某按时出庭，否则，法院将以C某下落不明为由，裁定驳回D某的自诉请求。可怜的D某因无法找到C某，所以其案件也一直无法得到任何解决。
以上只是我们在执业过程中碰到的几个典型刑事自诉案件而已，司法实践中诸如此类案件可以说不胜枚举。

二、关于刑事自诉案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
（一）关于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１９９８〕２３号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８９次会议通过，以下称“最高院司法解释”）之规定：（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１、侮辱、诽谤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２、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３、虐待案（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４、侵占案（刑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的）。（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１、故意伤害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２、非法侵入住宅案（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３、侵犯通信自由案（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４、重婚案（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的）；５、遗弃案（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的）；６、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７、侵犯知识产权案（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８、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是指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二）关于刑事自诉案件处理和取证方面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自诉案件进行审查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二）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对证据有疑问，需要调查核实的，适用本法第158条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内容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170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
按照上述最高院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９日）内容：对八项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同时，最高院司法解释第18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自诉案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70条、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案件；（二）属于本院管辖的；（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告诉的；（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第188条规定“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本解释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条件的；（二）证据不充分的；（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四）被告人死亡的；（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七）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行告诉的”。
以上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及如何处理的一些最主要规定。

三、相关刑事自诉法律规定的目的及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的目的。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正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减少刑事公诉案的数量。主要考虑刑事自诉案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一般被害人和犯罪人具有某种特殊关系（如存在婚姻、血缘、亲属或朋友关系等），为妥善解决各方矛盾，将是否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诉权赋予了自诉人。2、节约国家打击轻微刑事犯罪的司法资源，让自诉人自行承担证明犯罪的调查举证责任或义务。主要考虑国家现有司法资源有限，对社会轻微刑事犯罪，国家无力给予全面的保护。3、增加一种诉讼途径，实现司法机关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衡。主要考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可能不作为，通过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的方式给公民提供一种尽可能的法律保护补救措施。
（二）有关刑事自诉案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通过以上法律规定内容，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关于刑事自诉案的受理和解决规定存在如下问题：1、有些自诉案和公诉案不好区分。自诉案一般针对的是侵害公民私人权益的案件，而侵害公民私人权益和侵害国家、社会公共权益又是密不可分，国家保护私人权益的目的也正是为保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案件不适用于自诉”，可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案件”的界定法律又无从规定，难免让人无所适从。2、将刑事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加到了自诉人身上，而被害人又没有侦查权限，很容易产生被害人的权益因举证不能而得不到保护的后果。3、给司法机关相互不作为、推委打击犯罪责任制造了法律依据。法律规定的刑事自诉案件一般是“轻微刑事案件”或“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但何谓“轻微刑事案件”？何谓“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的刑事案件”？那本应是经法院全面审理后才能最终确定的事情。但法律规定了刑事自诉案件后，公安或检察机关便很容易借口刑事自诉案的规定将本属于公诉的案件让被害人当自诉案处理，拒绝履行自己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职责。如依据上述规定内容，“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是公安机关若不立案侦查，自诉人依旧是投诉无门。4、将受理部分刑事案件的责任寄托在法院身上，而没有考虑法院本身也可能不作为或存在专横的一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又为法院对刑事自诉案件不作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如“不属于自己管辖”、“证据不足”、“无法找到被告人”等拒绝受理自诉人投诉的理由。

四、关于刑事自诉案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及解决对策
（一）关于刑事自诉案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毋庸质疑的是，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的初衷肯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或单位组织合法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但目前的现状却是成了公民或单位组织权益维护的绊脚石。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所发现的情况是：1、通过与部分法院负责立案的法官进行接触，我们了解到，许多法院已连续多年没有受理过刑事自诉案件，即便是已经受理过自诉案的法院，也基本以自诉人的自诉请求被驳回或自诉人主动撤诉而使案件告终。2、我们查阅了大量的现实案例，没有发现一起有关“侮辱、诽谤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等案件是通过刑事自诉途径解决的。此类案件要么通过行政处罚途径解决、要么通过刑事公诉途径解决、要么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惟独没有发现通过刑事自诉途径而使犯罪人获得刑事处罚的案件。3、大量的犯罪行为人因法律要求被害人通过刑事自诉途径解决而实际得不到惩罚，尤其是当犯罪者为有钱有势之人时，其被通过刑事自诉途径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对重婚、遗弃、故意伤害等刑事案件，自诉人因没有侦查权（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而无法获取有效的专业诉讼证据；如果被诉人不肯到法庭露面，自诉人更是没有办法。且一般情况下，因为收不到诉讼费却又干耗人力、物力的缘故，法院是不愿经办刑事自诉案件业务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有关刑事自诉案的法律规定剥夺了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受法律保护的实际权利或机会。4、不少司法机关依据此类法律规定逐步养成了相互推委办案责任的不良作风，使普通百姓不敢产生“法律是权益保障”的奢求，从而更加强化了人们心目中“社会关系”、“金钱”或“权力”比法律更为重要的观念，严重地削弱了法制的权威或力量。
（二）解决刑事自诉案所面临尴尬局面的措施。既然目前关于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规定不仅仅成了摆设（起不到打击犯罪行为的作用），而且成了有害法制权威的摆设（为负责法律实施的各司法机关提供了执法不作为且名正言顺的法律依据），那么，我们为何不设法改变或解决这种尴尬局面呢？要解决这种尴尬局面，不外乎有两种基本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彻底放弃刑事自诉案的规定，将所有刑事案件都转化为刑事公诉案。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本身就是各司法机关的专有职责，通过统一刑事案件的诉讼途径，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或避免司法机关相互对案件管辖进行推委的责任问题。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可能会加大公安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负荷，进一步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未必能使法律的权益保障功能得到真正发挥。第二种路径是，继续保留刑事自诉案的规定，但必须为刑事自诉案的法律施行创造积极有效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解决自诉人取证难的问题。因为自诉人没有刑事侦查权，对有些刑事犯罪证据是无法调取的。如果通过秘密途径搜集，可能会面临证据来源非法或侵犯隐私权等问题。要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要么必须强调司法机关的取证义务，要么需要大力发展民间调查组织，如私人侦探机构等，通过公民有条件的自力救济来完善证据的搜集工作。2、解决司法机关不作为的问题。目前，不少地方的司法机关办案经费本来就非常紧张，不少单位还面临着为当地财政进行创收的“指标”任务。对耗费人力、物力且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难以捞到实际利益（尤其是涉及权贵们）的案件（不仅包括刑事自诉案件，还包括其他各类诉讼案件），司法机关是很容易倾向于不作为的。当前的“告状难”已经成为普通群众所面临的普遍意义的老问题了，似乎没有单独摆出来的必要。要解决刑事自诉案的“告状难”问题，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恐怕还得依靠我们执政党的先进性教育，充分培养广大党员干部、公安干警、人民检察官、人民法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发挥各种媒体舆论的监督力量，发挥人大代表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作用。如果公民用尽所有的办法和渠道后仍不能获得法律的有效救济，那就不是法律自身的问题，而只能从我们生活的群体、从我们根本的社会制度上去找原因。

感悟随笔：通过在司法实践中进行“跌打滚爬”，我们对权利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权利从来就是具体的权利，不可能是写在纸面上的宣言或口号而已。如果公民的权利仅停留在纸面上而得不到任何现实的保障，那就不应该称之为“权利”。同时，权利也不是上天赋予的，不是权贵们给予的，是权利人自己通过斗争争取而来的。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批判法律，擎起权利的旗帜去为权利而斗争，你才可真正配得上享有权利。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2006-12-25


李某等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04）深罗法刑初字第767号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深中法刑二终字第258号刑事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具体来说，即侵权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四种表现形式：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以及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并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重大损失。

三、基本案情
润天智公司成立于2000年3月8日。2001年4月17日，润天智公司任命被告人徐某为副总经理。同年5月，被告人龚某进入润天智公司，任机械开发部工程师。2001年10月，润天智公司自主研制的“润天智超宽幅彩色数友喷绘系统V1.0”，经深圳市信息化办公室发给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同年11月5日，润天智公司委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首山雄博士开发XJ500喷墨打印头控制卡。
2002年4月，金龙电脑喷绘公司总经理被告人李某通过向润天智公司购买喷绘机认识被告人徐某后与其联系，提议被告人徐某获取润天智公司的喷绘机生产技术资料并带该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前往沈阳工作，初步商议徐某的报酬为年薪人民币30万或公司20%的股份。其后，被告人徐某利用工作之便复制了润天智公司喷绘机生产相关技术资料，同时怂恿被告人龚某及该公司电子开发部工程师马某一起前往沈阳为被告人李某的公司生产喷绘机，被告人龚某及马某均表示赞同。2002年5月10日晚下班后，被告人徐某指使龚某在润天智公司拷贝了软件工程师赵某、机械工程师颜某某电脑上的喷绘机生产相关技术资料。5月12日，龚某将拷贝好的硬盘交给徐某。5月13日，被告人徐某、龚某及马某三人未办理辞职手续乘飞机前往被告人李某正在筹备的柯宝公司。徐某将内含润天智公司喷绘机的相关技术资料的硬盘交予被告人李某。其后被告人龚某及马某开始在柯宝公司工作。2002年5月10日，柯宝公司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同年8月，柯宝公司生产出“赛特”3200数码彩色喷绘机。
2002年8月，润天智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接报后，分别于2002年9月12日、2003年4月3日将被告人徐某、龚某及李某抓获归案。
经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鉴定，润天智公司、柯宝公司两家公司产品涉及光盘所载的软件技术内容相同，具体为核心算法参数文件完全一样；控制打印头板动态连接库相似，但来源完全一样；核心技术的源代码相似，且来源于相同的初始源代码。润天智公司在深圳市信息化办公室登记的“彩神数码喷绘机”（以下简称“彩神”）系统软件和首山雄开发的系统软件两者源代码同源；润天智公司和柯宝公司两者源程序同源；同理，首山雄开发的系统软件和柯宝公司两者源程序同源。因此，说明“彩神”源代码是润天智公司的技术秘密，柯宝公司生产“赛特”5200数友彩色喷绘机使用了“彩神”源代码。
经深圳市中衡信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彩神”生产有技术的无形资产价值为人民币630万元，“FLORA-3204彩色数码喷绘机”技术许可使用费的价值为人民币300万元，单机利润为人民币26万元。

四、法院审理
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润天智公司经过立项、组织人员开发了“彩神”数码喷绘机、“彩神”系统软件源代码的生产专有技术，该技术含有不对外公开、不为公众知悉的技术信息，且该技术信息通过生产、销售，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润天智公司对其采取了与公司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等措施。据此，可认定该技术属于商业秘密。被告人李某、徐某、龚某盗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进行产品生产和销售，其侵权行为给润天智公司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但现有证据难以计算其实际损失。因此，该商业秘密的许可使用费人民币300万元应当认定为润天智公司的重大损失。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人李某、徐某、龚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龚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宣判后，三原审被告人不服，均认为自己没有侵犯被害单位的商业秘密，并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宣判其无罪的上诉请求。三上诉人均认为：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作出的两份《技术秘密鉴定意见书》由于所作鉴定的机构及鉴定人不具有鉴定资格、公安取证过程中有不合法行为、两份鉴定意见书比对的内容缺乏可比性等，缺乏真实性、科学性及合法性，应为无效，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而资产评估公司所做的资产评估报告亦不能作为证明润天智公司所受损失的证据。
上诉人李某上诉还称：原审判决认定其提议徐某获取润天智公司的喷绘机生产技术资料并带该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前往沈阳工作，徐某将润天智公司的相关技术资料交予李某的情节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依据；柯宝公司的彩色数码喷绘机控制系统的软、硬件是委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首山雄博士开发的技术，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取得的。上诉人徐某、李某上诉还称一审审判程序违法：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大量证据没有在庭前出示，而是当庭部分宣读，导致被告人的辩护人没有合理时间对证据质证；不允许重要证人首山雄出庭作证，导致对软件侵权的错误理解；部分证据不充分，且有存在矛盾之处。
深圳市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李某、徐某、龚某以盗窃手段获取并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
经核查，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是深圳市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协助司法机关对侵犯企业技术秘密案件中的技术问题进行鉴定，而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的下属咨询服务机构；从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两份《技术秘密鉴定意见书》的三位鉴定人的身份来看，分别供职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信息光机电研究所、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实验室、深圳市电子研究所；从两份鉴定意见所鉴定的内容来看，结合本案的其他有关证据，说明其鉴定内容是客观真实的，故上诉人要求进行重新鉴定，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交给专家组鉴定的柯宝公司的技术资料已被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润天智公司先接触，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盗用润天智公司的商业秘密并生产出产品，其行为给润天智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原审判决采用该商业秘密的使用许可使用费认定润天智公司的损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人认为深圳市中衡信资产评估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不能作为润天智公司损失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足，亦不予采纳。
针对上诉人的其它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李某提议上诉人徐某获取润天智公司的喷绘机生产技术资料并带该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前往沈阳工作，徐某将润天智公司的相关技术资料交予李某的情节，有上诉人徐某多次稳定详细的供述以及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上诉人李某认为认定上述情节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龚某称原审判决所采用的两组证据相矛盾；以及原审法院认定“徐某怂恿上诉人龚某及该公司电子开发部工程师马某一起前往沈阳为上诉人李某的公司生产喷绘机，上诉人龚某及马某均表示赞同”，证据不足。但经查，上述两组证据证明的两个情节均有上诉人徐某和龚某的多次供述相互印证，并和其他证人证言相吻合，而另一上诉理由，亦有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与事实不符。故上诉人龚某的该上诉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李某上诉称：柯宝公司生产的彩色数码喷绘机控制系统的软、硬件是委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首山雄博士开发的技术，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取得。同时提供了有关的证据。但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和对该部分证据进行核实，法院认为：上诉人李某的公司确在2002年4月10日和首山雄签订《供货协议》，向其购买用于Xaar500头3200型彩色数码喷绘机控制系统。但从所购买的软、硬件的内容来看，并不包括该控制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从其提供的润天智公司和首山雄2001年11月15日签订的《技术开发合同书》来看，润天智公司委托首山雄开发的只是XJ500喷墨打印头控制卡，而不是喷绘机系统软件。纵观本案证据，涉案的润天智公司的喷绘机系统软件早在该两份合同签订前的2001年10月10日已在深圳市信息化办公室登记，并由该办公室颁发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显然，该登记的喷绘机系统软件不包括上述登记后两份合同所涉及的技术内容，而柯宝公司及首山雄提供的源程序代码与润天智公司已登记的该喷绘机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同源，上诉人李某不能提供在润天智公司登记前后其公司是通过何种合法途径取得了该喷绘机系统软件的源程序代码，其提供的上述两份合同和首山雄的证言及其对深圳市知识产权研究会的鉴定意见书所出具的意见，不能说明其公司的喷绘机生产技术是由首山雄研制的，相反，本案却有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徐某和龚某通过盗窃手段复制了润天智公司的技术资料给柯宝公司，并利用该技术生产出喷绘机。故上诉人李某认为其公司喷绘机软件技术是由首山雄研制的主张证据不足。关于上诉人徐某提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大量证据没有在庭前出示，而是当庭部分宣读，导致上诉人的辩护人没有合理时间对证据质证的上诉请求。经审查，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深圳市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上诉称柯宝公司生产的彩色数码喷绘机控制系统的软、硬件是委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首山雄博士开发的技术，是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取得，因此不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犯罪。但法院根据有关证据认定是被告人徐某、龚某通过盗窃手段复制了润天智公司的技术资料给柯宝公司，并利用该技术生产出喷绘机，故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受相应的处罚。由此可见，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对于认定是否构成犯罪十分重要。那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是什么，其行为的表现形式又为哪几种呢？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可知，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具体来说：
（一）客观上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其中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表现为以下四种情况，即：
1、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其中，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所有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其采取的手段包括复制、监听、偷拍等，所窃取的既可以是商业秘密载体的原件，也可为复印件；利诱是指以金钱、物质或其它利益为诱饵使掌握商业秘密的非权利人向其泄露商业秘密；胁迫则指对掌握商业秘密的人进行生理、心理等方面的恐吓、威胁，达到精神上的强制，使掌握商业秘密的人向其告知商业秘密。至于其他不正当手段，则是指除上述几种行为以外的，采取如抢劫、诈骗、商业间谍等获取商业秘密的违法手段。
2、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其中，所谓披露是指通过任何作为的方式将获取的他人的商业秘密向权利人以外的第三人泄露，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口头、书面告知第三人，或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等；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则是指行为人出于不正当竞争或非法获利的目的，将获得的商业秘密用于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或授权给他人进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的前提是须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他人的商业秘密，若行为人为善意第三人，是通过反向工程等正当途径获取的商业秘密，则不能以本行为论处。
3、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即行为人违反其与权利人之间的约定或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向第三人披露、自己直接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知悉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此，实施本款行为的主体包括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以及与权利人订有保守商业秘密协议的合作伙伴、代理商等。如果上述主体违反与权利人的有关保密约定，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则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
4、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即明知或应知前述第一种至第三种违法行为，仍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商业秘密。这种情况可被称为“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行为人不是直接从商业秘密权利人处获得商业秘密，而是明知或应知向其传授商业秘密的人具有上述违法行为，却仍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
（二）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这里所说的“重大损失”，是指经济方面的损失，包括盈利的减少、亏损的增加、减少在竞争中优势、导致权利人的破产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追诉（单位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起刑标准为150万元）。另外，该权利人遭受的“重大损失”必须与侵权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侵权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但该行为本身未对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则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