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的施行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建立，裁判文书上网作为司法公开的重要抓手，已经日益成为回应社会司法需求，强化司法公信的重要举措。自最高人民法院在《三五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0年就发布过《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文书规定》），加之此次《暂行办法》的实施，裁判文书上网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未来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笔者觉得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予以进一步完善：


一、注重顶层设计

此次施行的《暂行办法》系最高人民法院专门予以规范自身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制度性文件，从裁判文书上网公布的基本原则、裁判文书上网的种类到当事人知情权保障、审批程序等均予以了详细规定，但其效力仅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本身，不具备普适性。而2010年制定的《文书规定》则又过于简略、概要，将许多规范的制定权限下放至各高级人民法院。这也就导致了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形式各异的特点。应当说，早期对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工作予以充分授权，有助于激发各地法院的创造性，扩展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但经过近几年的摸索与实践，各地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已经基本成型，而由于各自探索所造成的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差异性反而日益凸显。以当事人个人信息技术处理为例，是否在上网裁判文书中保留当事人姓名，各地法院就存在不同的做法。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上网裁判文书被视同于裁判文书本身，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不统一，既易于引发公众对法院司法公开工作严谨性的质疑，又削弱了裁判文书乃至司法的权威性。因此，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结合新制定的《暂行办法》，在全国法院范围进一步明确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各项具体要求，至少要在上网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上做到统一，从而促进社会公众的认同。


二、注重观念转变

对于法院来说，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裁判文书的制作、修改、审核到发布，均需要耗费一定的司法资源，特别是对司法资源捉襟见肘的基层法院而言，更是面临较大挑战。与此同时，公众获取裁判文书的简易、便利，意味着更多民众能够以裁判文书为途径管窥法院的审判工作，这对法院的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审判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而言增加了法院审判的难度。这就导致了部分同志认为裁判文书上网的作用具有双重性，即对社会而言具有正效应，而对法院而言具有负效应。这种认识应当说有失偏颇。裁判文书上网作为司法公开的关键性举措，虽然耗费了一定的司法资源，提升了工作难度，但它同时也扩大了法院裁判的传播范围，强化了裁判影响力的传导，最终结果是达成法院权威性、公信力的提升。相对于其耗费的成本而言，整个法院系统的收益仍是正向的。因此，应当站在一个宏观的层面去正确看待裁判文书上网，及时转变观念，由“要我上网”转变为“我要上网”，主动去迎合网络时代社会公众对法院工作的期许，并以此作为建构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指导思想，增强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透明性和开放性。


三、注重平台统一

任何信息的网络化都需要借助网络平台方能实现，网络平台既是信息发布主体的信息制作、整合、公开场所，又是信息接受客体获取信息的场所。因此，一个高效、便捷的网络平台对于裁判文书上网而言具有事半功倍的双向价值。在过去的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裁判文书上网平台的选择各不相同，如河南地区法院将河南法院网作为全省各法院裁判文书的统一平台，广东地区法院将各中级人民法院网站作为裁判文书上网平台，北京地区法院则既将北京法院网作为全市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平台，又允许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在各自网站上发布本院裁判文书。上网裁判文书发布平台的混乱，一方面增加了社会公众亲近司法、获取裁判文书的成本，降低了裁判文书检索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院对裁判文书上网工作进行管理与考核。因此，应当将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各地法院裁判文书发布的统一平台，不断补充其文书数量，并建立和完善裁判文书检索功能，提升平台的功能性与实用性。


四、注重质量提升

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裁判文书上网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思想已取得一致认可，这也是发挥其司法公开抓手作用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则是当裁判文书进入互联网后，如何保证其质量能够经受得起社会的集中审视。从社会现状而言，当前法院新收案件一直处于稳步增长态势，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部分法院审判压力特别巨大，法官忙于办案，甚至无暇在裁判文书制作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也就导致了部分裁判文书质量差强人意。在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后，裁判文书落入了互联网的放大镜下，制作不规范、说理不清晰等缺陷容易为社会所发现，进而为人们所诟病，反而不能实现裁判文书上网的原初用意，甚至陷入事与愿违的困境。因此，面对因裁判文书上网带来的对裁判文书质量的高要求，各地法院一方面要苦练内功，努力提升司法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上网裁判文书的审核力度，最好设立专门的审查人员，并严格审查责任，确保上网裁判文书经得起社会的检验。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知识成为财产，我们该做什么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有句经典的名言：“专利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引申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说：“知识产权是浇在智慧火花上的利益之油”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却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颁布了两个《备案商标保护法令》，其中1809年颁布的法令把商标权与其他有形财产同等看待，被认为是最早的商标保护的单行成文法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著作权法当推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
　　
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几百年，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学界有还不同认识，有“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二十年说”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学术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的争论对我们普通民众和企业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清末就颁布了条文比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国民政府也制订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权的更迭，这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20来年前逐渐才建立起来，而对我国普通民众和普通企业甚至是各地的基层地方政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却还没有真正建立。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和《猫》的作者韦伯是版权受益者的典型例子。仅《剧院魅影》至少有三个剧团在英国、美国常年演出，另有一个剧团在全世界巡演。仅在美国一场演出的版税就足以使韦伯成为百万富翁。《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税的收入。当这个标志着法学理论取得重大进步的概念出现时，知识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和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为了保证竞争有序，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一旦知识财产得到保护，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创造性智力劳动应予以保护，否则就是犯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说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我国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抱怨，认为政府是在屈从外国的压力，认为我们的保护过了头。就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
当知识产权成为一种商业手段
　　2004年8月底，发生在德国的一起中国产品在德国被销毁案，是“欧盟关于海关打击涉嫌侵权产品及其措施的法令”生效后的第一起严重损害中国产品国际声誉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东林电子是一家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一直使用的中英文“萤火虫 (Firefly)”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欧司朗抢注当我们的著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辛苦积累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娴熟地使用在商业竞争中，他们早已经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数量过少，仅有2000多家，仅占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甚至靠仿造过日子。”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样讲述。

我国有的专家学者还耿耿于怀：抱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高”，指责我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比国外还高，搞“超世界水平保护”；还有许多人在经常提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20世纪6、70年代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而当时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比我们现在低得多。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没有开始。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被自我淘汰出局。
当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输给日本，并陷入了经济萧条。而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知识产权政策，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顺利地摆脱了经济困境。

2002年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上发表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将“知识产权立国”列为国家战略。同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由全体内阁成员和10名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专长的成员组成。首相小泉纯一郎任部长，副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科学技术的大臣、文部科学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担任。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下设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秘书处，由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政府审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这在日本还是首次。有专长的成员包括三菱电机等大公司的总裁，著名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等。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规格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日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实施，日本在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取缔海外侵犯日本知识产权现象和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保护等各个方面将会加大管理力度。

2002年，英国贸工部、专利局与大学联盟等共同出版了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以期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若能将好的点子转换成更多商机与工作机会，将有助于强化英国整体竞争力。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将有助于充分利用研发成果并产生扩散效应，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当我们的国家还在激烈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理念时，发达国家早已在我们国家急需要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印记。我们必须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面对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铁壁铜墙。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该做什么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惟一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就是企业意识不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善意侵权我们就制止了，恶意侵权我们也能抵制住。而政府应该更多的培训、指导和扶持我们的企业。”而正是由于大部分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过于稚嫩的处理方式，以及政府相关统计数字的缺乏，才导致中国企业落入国外知识产权“陷阱”。

在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知识产权是企业立足之本，也是我们立国之本。我们不仅要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更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和国家发展的方略。然而我们却连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都没有，怎么能奢谈知识产权方略？怎么去应对国外知识产权的壁垒？现在我们最为迫切的是学习知识产权知识，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知识产权知识吧！

该文为本人所著《知识产权法律顾问》一书序言。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律师，电话：010-5166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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