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1999年5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2011年9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
（十一届第4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1年9月23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9月23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与防灾减灾救灾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交通运输、卫生以及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的人民防空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人民防空工作的需要，指定机构或者人员负责人民防空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纳入政府处置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应急管理成员单位，并建立防空防灾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和规范人民防空经费保障工作，并根据人民防空事业需要明确经费保障标准。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征收社会负担的人民防空费，资金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其中征缴的易地建设费专项用于易地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及其维护管理，并接受财政、审计、物价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截留和挪用。
第六条 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以及医疗救护、专业队伍掩蔽、物资储备等专项工程的建设，经依法批准采用划拨方式供地。
人民防空设施包括地面和地下的人民防空工程及其口部建筑和连接通道、疏散干道，通信、警报、消防、通风空调设备，供水排水、供电设备及其管线，防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设备以及其他国家战时直接用于防空袭的建筑和设备。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投资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和开发利用。
建设、开发利用人民防空设施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国防工程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有关优惠政策。
第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广西军区根据国防需要可以增加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乡镇。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乡镇参照国家人民防空重点城市防护标准建设。
第九条 城市防空袭方案由城市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组织制定。
根据城市人口、战略地位以及重要经济目标的变化，城市防空袭方案每五年作一次修订，但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条 重要经济目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确定。新建的重要经济目标，建设单位应当制定防护方案并将其防护设施列入基本建设计划，统一建设。重要经济目标单位应当建立防护组织，落实防护措施，组织防护演练。
新建的重要经济目标中涉及人民防空要求的重要工程布局和重大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前，应当征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列入城乡规划审查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国防建设、经济建设的需要，编制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并将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第十二条 新建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结合，与地面设施建设相衔接。人民防空疏散干道和连接通道，应当与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结合修建。
城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和地面交通等建设，应当为人民防空设施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十三条 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和其他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充分考虑防灾、防震、防倒塌等因素，规范确定防护单元、抗爆单元，增强工程抗力结构，确保工程设施安全使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人民防空防护等事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协同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做好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利用和审批工作。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区和人口疏散安置区域内自然形成的岩溶洞穴以及开采矿产资源后形成的山洞，符合人民防空需要的，应当纳入人民防空规划管理。
第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修建的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项目立项手续，并负责设计审查、质量监督、定额管理和竣工验收。
第十六条 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区、重要经济目标区和高校新校区新建民用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标准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
第十七条 依法应当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建设单位应当将其与主体工程同步修建，其建设规模和投资规模纳入基本建设计划。
第十八条 修建防空地下室，应当坚持就地自建为主的原则。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可以提出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申请：
（一）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三米或者低于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的；
（三）建在流沙、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
（四）因建设地段房屋或者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五）应建防空地下室面积少于一百五十平方米的。
第十九条 易地建设申请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经工程建设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建设单位在工程报建时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标准，一次性足额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统一组织易地修建。
不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建设单位以缴纳易地建设费代替防空地下室的建设。
第二十条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一）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居民住房，减半收取；
（二）新建幼儿园、学校教学楼、养老院以及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减半收取；
（三）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商品住宅项目，予以免收；
（四）因遭受水灾、火灾或者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按原面积修建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减免项目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批准免建、少建、缓建防空地下室或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等级，不得批准减免、缓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缴、使用和易地建设情况。
第二十一条 申请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减免条件之一的，建设单位可以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法定批准权限办理，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与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的报建联审，负责防空地下室的防护设计审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防护设备生产及产品检测，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监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和防护设备生产及产品检测单位的资质或者资格的审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四条 防空地下室所需的防护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并在工程施工中同步安装到位。
第二十五条 防空地下室和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实行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建设单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备案材料应当包含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认可文件。
第二十六条 对新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在审批用地规划时，应当根据使用要求预留出工程口部和通道用地；对已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界定工程口部用地范围和进出口通道。
确需在人民防空工程口部附近修建建筑的，应当留出大于建筑物倒塌半径的安全距离，或者由建设单位采取防倒塌措施。
第二十七条 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并向所在地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一）制定平战功能转换方案，保证一旦战备需要，能够迅速转入战时防空使用状态；
（二）落实防火、防洪涝等安全措施，实施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设备、设施以及降低工程的防护能力。
使用财政投资建设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交纳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并遵守前款规定。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上缴和使用。
第二十八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管理者和使用者应当做好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工作，使其保持完好的防护功能和良好的使用状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的维护，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其费用由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其他人民防空工程以及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地下工程的维护，由其管理单位、个人负责，并承担费用。
平时开发利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由管理者与使用者按照约定负责，并承担费用。
第三十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或者人民防空工程所依附土地的隶属关系变更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办理工程档案移交手续，明确维护责任，并将相关情况报人民防空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一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及其口部用地和通道，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拆除、改造人民防空设施。
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施工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并报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三十二条 确需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报经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单位应当在批准的期限内按照不少于原面积、不低于原防护等级的人民防空工程的标准补建或者按照易地建设收费标准予以补偿。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人民防空资源为防灾救灾服务。
人民防空工程和疏散地域应当为公众提供灾害避难场所。除国家规定应当保密的外，人民防空工程应当设置明显标识。
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系统应当为防灾救灾和应对其他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提供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群众防空组织纳入应急救援队伍统一建设，作为政府防灾救灾的重要力量，适时组织演练，检验和完善城市防空防灾方案，提高公众防空防灾技能，增强城市综合防护和应急能力。
防空警报系统平时应当为政府防灾救灾指挥提供相关支持。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信息化建设纳入政府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
通信部门应当优先提供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必需的有线电路、中继线和专线，支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建立与公众通信网相连接的专用通信设施，并协助制定有线电路、无线信道调度计划和实施方案。
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防空无线电台、网的建设和无线电设施的安装使用，按照规定提供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所需频率。
通信、广播、电视、电子信息网络系统战时应当优先传递和发放防空袭警报信号，保障人民防空指挥通信的畅通；平时应当制定战时和应急保障方案，并组织必要的演练。
第三十五条 在人民防空警报设施规划地点新建的建筑物，其顶层应当按照要求修建并预留防空警报设施安装平台、电力和控制线缆接口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购置和安装防空警报设施并承担费用。
设置在有关单位的防空警报设施由所在单位协助管理，不得擅自迁移或者拆除。确需拆迁的应当经有管理权限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重新安装。迁移和重新安装的费用由申请拆迁单位负担。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和防灾警报，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鸣放防空和防灾警报信号。
第三十七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城市人口防空疏散计划。预定的人口疏散接收安置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城市人口防空安置计划。
城市人民政府的各有关部门负责城市人口疏散和接收安置需要的通信、运输、治安、物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工作。
第三十八条 群众防空组织的组建方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批准，由各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群众防空组织的训练，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组建单位制定训练计划，由各组建单位组织实施。训练所需装备、器材和经费保障办法按照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纳入国防宣传教育、普法宣传教育、社会公共安全宣传教育计划，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将人民防空教育与防灾救灾和应对其他突发事件宣传教育相结合。
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人民防空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组织编写教材。
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教育列入国防教育课程，由教育主管部门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并进行监督检查。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依法组织实施人民防空教育，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指导。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修建或者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由工程建设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修建，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因主体工程完工无法补建的，还应当补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及其口部用地和通道的；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和防灾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
（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故意损坏人民防空设施或者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批准免建、少建、缓建防空地下室或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等级的，或者违反规定批准建设单位以缴纳易地建设费代替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二）违反规定批准减免、缓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三）违反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的，或者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认可文件接受竣工备案的；
（四）违反规定出具或者不出具认可文件的；
（五）挤占、截留、挪用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
（六）隐瞒人民防空工程安全隐患的；
（七）对违反人民防空法律、法规的行为，不查处、不追究的；
（八）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试论我国律师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王胜宇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律师和其它许多职业一样，都是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职业分工。它是伴随着国家民主和法旨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出现和发展的，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律师性质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众说纷纭，主要如下：
1、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1。
2、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法律规定律师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本质属性1。
3、而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指的是由律师法律服务的功能决定的律师的身份特质，包括律师的功能和律师的身份两个方面2。
4、律师的属性，即是指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职业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并与其他法律工作者相区别的根本的特征3。
5、还有些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一定的法律制度决定的由特定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依法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及律师具有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所体现的根本属性4。
针对一、二这两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地过于简单，就是对“性质”二字的解释，既然律师职业与其他职业有着分工的不同，其性质就一定体现着自身的特色，既然是对律师性质的定义，就应该具体明确。第三种定义，将功能与性质变成了种属关系，不容否认律师的功能与律师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是“包括”的关系。这种定义混淆了律师性质与律师功能各自的意义。相比较而言，第四种定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指明了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但作为对律师性质定义的阐述仍不科学。笔者赞同第五种说法，可以说，这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的淋漓尽致。律师的性质在一国律师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律师制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律师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职业道德与律师业的管理体制。律师的性质是抽象的，它是通过律师的表现形式与工作内容体现的，包括五个方面：1、律师的性质决定于一定的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律师从事职业必须依法进行；3、律师的工作内容以当事人的委托为前提；4、律师的性质体现出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5、律师的性质反映在律师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等方面。
律师职业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律师是以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属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阶层。律师的职业行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其执业所依靠的是委托人的授权，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服务交易，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换。法律服务除了满足当事人生产生活的需要，还可能是满足个人尊严、政治权利、行动自由、生命健康的安全、伦理关系等等方面需要，其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生产生活的范围，这些问题都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属于法律现象的范围。律师是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通过一定的考试考查程序，获得相应的专业资格，在法律专业知识、职业品行、专业阅历等方面已经超出社会普通人员的法律专业水平，被称为法律专家，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是正确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保证，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在该服务领域取而代之。同时，律师的职业属性也要求律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在法律的范围内，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职业道德的培养也是抑制律师商业化的决定性因素，有利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建立商品交换的良性秩序5。
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期间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 6。五十年代未期，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
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 7。
辩护律师在刑诉中的身份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具有同等的身份，均为法律工作者。他们的共性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而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是平等的，只是他们各自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罢了。
律师在刑诉中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而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主要法律职责则在于维护公诉权、审判权的实施。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形成了以下关系：1.刑侦、预审中，律师与公安人员有共同性。在此阶段双方都力争调查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虽然双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2.公诉中，律师与公诉人是对立的。律师的辩护职能是针对公诉人的控诉职能而设置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但是律师和公诉人的最终目的终究还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准确的表明案件的事实，从而可以正确的处理案件。3.律师相对审判人员而言则是一种协助与配合的关系。通过辩护可以使审判人员“兼听则明”，从而可促进裁判的正确。
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虽然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位置不同，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但是却是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的身份却是平等的，均为法律工作者。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权利过分的限制，使本就失衡的控辩双方的天平更加倾斜，程序的公正得不到体现，那么实体的公正也得不到体现，如此恶性循环，形成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往往是刑事辩护不战自败，刑事案件辩护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需使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还律师应有的充分的诉讼权利。
众所周知，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多寡及其保障状况是衡量一国司法人道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是否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8其中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1、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定位，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要求律师在“刑诉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可在侦查阶段介入，但却不是辩护律师身份，而是不伦不类的法律帮助律师。
2、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指出：“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下，毫不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刑诉法在肯定了律师会见、通信权的同时，却又对会见次数、时间、方式等进行限制。如侦查机关派人在场的限制。
3、律师在场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诉讼机关在讯问被追诉者时，律师享有讯问在场权。然而，我国刑诉法非但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反而却规定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在场权，这与国际刑事司法相距甚远。
4、律师阅卷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案件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方可查阅部份案卷材料。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等没明确规定，使得律师这一权利形如一纸空文。即使在审判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仅能知悉部份证据，律师对案情了解范围十分有限且狭窄。
5、律师调查权，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通行做法。我国刑诉法却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种种限制：如律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律师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这就让律师的调查权往往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说明在我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从其具体行使程度难易与国际标准看，相距甚远，急待完善。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9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为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主要是指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辩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本身法律知识的欠缺，或者因被羁押不能调查取证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控、辩、审三结构中的辩方。只有律师作为辩护人才能成为完整的辩方。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或者参与了却没有完整的权利，那么该刑事诉讼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公正的刑事诉讼；第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活动。但是，一旦辩护律师参加了刑事诉讼，他就可以依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识开展辩护活动而并不是根据被告人的意志进行辩护，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并非单纯的为被告人服务的人员。第三，确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可以扩大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从而促进其辩护职能的发挥。另外，从目前开展的诉讼机制改革和创新上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实现控辩双方平衡，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就无法实现平衡。故此，应尽快从立法上确立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地位。当然，虽然明确了辩护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律师也就不得违背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宗旨进行辩护。
注释：
1 王远明：《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 于绍元，马贵翔：《论律师的性质及其实现》[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版，第1期第9页。
3 张耕：《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4 陈卫东，王福家：《中国律师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5 陈兴良：《我国律师的职业定位》，载《中国律师》1996年第5期。第8页
6 顾培东：《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检视与实证》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1期，第15页。
7 顾培东：《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检视与实证》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1期，第15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