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海运协定
中国政府 比利时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海运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０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４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为了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加强海运方面的合作，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中：
“缔约一方船舶”是指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比利时王国国旗的商船。
“船员”是指船长和某航次中在船上实际工作或服务的、持有本协定第十一条所指证件，并列入该船船员名单的人员。
第二条 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有权在两国国际通商港口间航行，经营两国之间或两国中任何一国与第三国的旅客和货物运输。
对悬挂第三国国旗并由缔约一方的航运企业经营的船舶，如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不反对，应给予同样的权利。
第三条 缔约任何一方在国际海上运输范围内，对缔约另一方或双方可接受国家的船舶，不得采取任何构成船旗歧视的行动。
第四条 缔约双方保证对本协定第一条所指的缔约一方的船舶及其船员，在缔约另一方领海航行或进出、停泊港口时，在征收各种税捐和费用，执行海关、检疫、边防检查、港口规章和手续，在港口和锚地停泊、移泊、装卸、上下旅客和转载货物以及船舶、船员和旅客所需的各种供应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
缔约一方的港口设备，包括码头、岸上和水上的装卸、堆存以及港口的助航设备和引水服务等，应按照最惠国待遇，供缔约另一方的船舶使用。
本条上述规定不适用于缔约任何一方因参加或将参加关税同盟或类似国际协议而给予或将给予有关国家的利益、优惠、特权和豁免。
本条上述规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对外国人入境、在其领土停留、离境的法律和规定。
第五条 缔约双方在本国法律和港口规章的范围内，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便利和加速海上运输，防止船舶不必要的延误，并尽量简化和加速办理海关和其他港口手续。
第六条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沿海航行。当缔约一方的船舶为了卸下从国外运来的货物和旅客，或装卸货物和旅客运往国外，而在缔约另一方港口之间航行时，不作为沿海航行。
第七条 缔约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按照本国法律规定颁发的船舶国籍证书。
缔约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舶吨位证书和其他船舶证书。
未持有缔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吨位证书的船舶，为支付船舶的税款，可按缔约另一方的有关规定重新丈量。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航运企业在从事海上运输中所获得的收入、其他收益，免予征收任何形式的税捐。
第九条 缔约一方将给予缔约另一方的航运企业在其境内的收入按缔约双方所接受的货币和兑换率自由汇兑的权利。
第十条 本协定第一条所指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在另一方领海或港口发生海难或遭遇到其他危险时，缔约另一方对遇难的船舶和船员以及船上的货物和旅客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和照顾，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对方有关当局，在收费方面不应有任何歧视。
如遇难船舶上装载的货物需要卸在缔约另一方的境内并暂时保存，以便运回起运国或运往第三国，缔约另一方应提供一切必要的方便，并免征一切关税和其它税捐。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颁发的船员身份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为“海员证”，比利时王国颁发的为“海员证”。
在缔约任何一方船上任职的第三国船员的身份证件，应为缔约另一方所接受的国家主管当局所颁发的护照或承认的船员身份证件。
持有上述证件的船员，当船舶在对方港口停留期间，可按所在国现行的规定上岸和在该港口所在的城镇停留。
上述船员如必须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医时，该方的主管当局应准予其停留所需要的时间。
第十二条 持有本协定第十一条所指证件的船员，由于被遣返，或到另一港口登船任职，或其他为对方主管当局认为可以接受的理由，在获得批准以后，可在对方境内通行。
上述批准的证件应在最短时间内发给，其有效期由该当局确定。
缔约一方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期间，缔约一方使、领馆的官员与该船的船员，在履行所在国的有关规定后，有权相互联系和会见。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有权拒绝持有上述海员证件但被认为不适宜的外国籍船员进入他们各自的领土。
第十四条 缔约一方的船舶和船员，在缔约另一方的境内期间，应遵守该方的有关法令、规章和规定。
第十五条 为了促进两国海上运输的发展和处理执行本协定中产生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双方主管当局可以派专门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和地点进行会晤。
第十六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交换已经履行各自国家的法律手续的外交照会之日起生效。
缔约一方如愿意终止本协定，应在事前六个月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自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终止。
本协定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法文和荷兰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双方互相照会通知，已各自履行法律手续，本协定于一九八０年四月八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 利 时 王 国
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
乔 冠 华 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
（签字） （签字）
施行劳动教养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认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这成为否定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从而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针对原告李某某认为自己在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后，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又以劳教审（2010）字第（2010）字第4343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其劳教一年，该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请求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诉讼理由，认为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劳动教养不属于行政处罚，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是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并非就“不是行政处罚”，因为 “强制性教育改造”并不排除“处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可见我国刑事处罚也不排除“强制性教育改造”这一性质。认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折抵刑期。例如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限制吸毒人员的人身自由，对吸毒成瘾人员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由于不具有处罚性质，因此有的吸毒人员涉嫌犯罪时，其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被强制戒毒，在被判有罪后其被强制戒毒期不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可以折抵刑期。1981年7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就明确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1990年８月６日，公安部法制司在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中，认为有“团伙犯罪案件中被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其行为往往对社会危害较大，虽不给予刑罚处罚，但并不等于不能适用其他处罚，对其中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从而确认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同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中，表示“同意你司意见”，明确肯定了公安部法制司关于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的意见。如果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怎么可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1995年2月，国务院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确认：“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可见无论是国务院、公安部，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确认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事实上无论劳动教养是否“行政处罚”，由于其“强制性”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自2000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并于同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以来，有关施行劳动教养的所有法规和规章，都应当予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更加具体。由于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规定，显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相悖，自2000年７月１日起，就应当予以废止。继续施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是将劳动教养的法规和规章，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一部立法法不能奈何劳动教养制度，与一部物权法不能奈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样，反映了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对行政强权的依赖和行政权力的澎胀。滥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常常会导致公民的财产权利被侵犯，而滥用劳动教养决定权，则常常会导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被侵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违反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其危害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思。
杨建国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