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客体新探


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统一。本文试图对现行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互相切磋，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助力。
1、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高铭喧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王作富教授著《刑法分则要义》，以及刘灿璞同志主编的《刑法分则教程》等论著均持此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①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就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上看，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包括贪污、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皆是如此，但不同的渎职犯罪又有其不同的特征，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脏枉法与贪脏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脏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

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司法实践中，无疑也是构成受贿罪的，如果把受贿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就包括不进去，而司法实践中又要作犯罪处理，这就需要刑法理论工作者解决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2、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同志提出受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刘佰笔教授主编的《经济刑法学》和《中国刑法词典》等持此说。"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要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这并不等于就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为行贿与受贿犯罪是一种"钱与权"交易的性质，双方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把自己的合法财产自愿(包括索贿在内亦属行贿人自愿)拿去用于非法行贿时，合法财产便成了非法的贿赂物，便应视为自动丧失了该项财物的所有权。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破案后追缴的行贿赃物应一律上缴国库，不能发还给行贿者，故在这类案件中不存在受贿者侵犯行贿者所有权的问题。

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后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3、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涉及方面繁多，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黄海龙同志在《当前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②
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是难以成立的。

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容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
4、笔者主张"侵犯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实质的要求，根据国家加强廉政建设中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沦)》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二)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不枉法，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便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非国内化”仲裁理论研究

田春良
摘要：“非国内化仲裁”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理论，它主张在国际商事仲裁进行过程中，仲裁程序不受仲裁地国家法律的支配，可以由当事人或仲裁庭自由选择适用于仲裁的程序法。本文介绍了各国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并简单地做了分析，认为该理论缺乏足够的司法实践支持，我国当事人不宜采纳该理论。
关键词：非国内化仲裁， 仲裁程序法， 裁决执行
一、 引言
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中,有关司法诉讼程序的问题都是适用法院地法的,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公认的和普遍采用的原则. .一国的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在诉讼程序问题上总是自动的适用本国法的相关规定的。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这一原则是否也同样适用呢？即仲裁庭是不是也只能适用仲裁地的仲裁程序法来规范有关仲裁的种种程序性事项呢？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由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比如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的授权，而不是象法官那样来自于法院地法的授权；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而不是强调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使其不同于国际民事诉讼，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也不同于国际民商事诉讼，在仲裁程序问题上，并非只是适用仲裁地的仲裁程序法，这就是近年来国际上所出现的“非国内化”仲裁现象，本文拟对此作一个浅显的研究，希望能对此问题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二、“非国内化仲裁”的含义
根据传统的法律观点，国际商事仲裁必须受到某个特定国家法律的支配，而支配仲裁程序的法律，则是仲裁举行地国家的法律。 在相当长的阶段里，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实践是有关仲裁程序的问题是适用仲裁举行地国家的法律的。但问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当事人选择仲裁地可能仅仅只是基于进行仲裁的方便而选择的，而不是该案件和仲裁地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适用仲裁地的程序法的理由似乎并没有那么充分。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出现了“非国内化仲裁”（denationalization）理论或称为“非当地化”(delocalization )理论。西方学者对“非国内化仲裁”的范围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仲裁程序的非当地化，即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摆脱仲裁地国家法律的适用或控制；另一种认为，仲裁适用的实体法的非当地化，即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选择，或在当事人未有选择时，仲裁庭可以不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而通过适用国际法、商人法、一般法律原则、合同条款来判定争议的是非曲直。 其实，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探讨实体法适用的“非国内化”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即使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比如在国际商事合同的审判中，法院也允许当事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作为更加重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国际商事仲裁，在这方面当然更加需要如此。所以本文也只是在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强调“非国内化”理论。
三、 国际商事仲裁“非国内化”理论的实践
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开始承认和支持国际商事仲裁“非国内化”理论的立法，在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国内立法以及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都出现了支持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
1、 国际公约
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4条规定，在临时仲裁时，当事人享有自由指定仲裁员或指定仲裁员的方式和决定仲裁地并规定仲裁员必须遵从程序的权利，同时，公约还赋予仲裁庭在特殊情况下确定仲裁应遵循的程序规则的自由。由此可见，该公约并没有规定仲裁程序应当或者必须适用仲裁地的程序法，它给予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即使当事人在没有选择时，仲裁庭也有确定仲裁程序的自由，这样，当事人或者仲裁庭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的仲裁程序规则，完全有可能使仲裁程序不按照仲裁地的程序规则来行事，这样也就达到了“非国内化”仲裁的适用。
除了该公约外，1965年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44条规定：“任何仲裁程序应依照本节规定，以及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依照双方同意提交仲裁之日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如发生任何本节或仲裁规则或双方同意的任何规则未作规定的程序问题，则该问题应由法庭决定。”由此可见，这种仲裁完全排除了某个特定国家的程序法的适用，由此做出的仲裁显然是“非国内化”仲裁。
2、 “非国内仲裁”的国内立法
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瑞士。1987年12月18日颁布的《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82条规定：“1.当事人可直接规定或通过援引仲裁规则的方式决定仲裁程序；他们也可以约定使仲裁程序服从于某一程序法。2.当事人未规定程序的，仲裁员在必要范围内，可直接或通过援引其法律或仲裁规则的方式，确定程序。”该法的规定类似于前文所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均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这样就可能会在当事人选择其他的仲裁程序时，摆脱仲裁程序举行地国家的仲裁程序法的控制，即使当事人没有选择仲裁程序法，仲裁员也可以选择仲裁程序法，而不是必须适用于仲裁举行地国家的仲裁程序法。对这一问题，法国的《民事诉讼法》第1494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适用于仲裁的仲裁规则或现行的仲裁法;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则授权仲裁庭直接确定仲裁适用的程序法或仲裁规则。可见，该法在仲裁程序适用的法律问题上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当事人提供了双重选择的可能性：当事人既可以自己约定可适用于仲裁的程序规则，也可以约定适用现有的仲裁程序法。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员则可以自由确定仲裁程序法。仲裁员可以直接确定所需要的程序规则，也可以参照某一法律或者仲裁规则确定所需要的程序规则，所以就存在着仲裁员选择其他国家仲裁程序法规则的可能，使“非国内化仲裁”成为可能。
3、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的实践
1975年国际商会在修订其仲裁规则时,在第11条中规定:仲裁员审理案件的程序应遵循本规则;本规则未作规定的,可依当事人确定的规则或在当事人未确定时、由仲裁员确定的规则,但当事人或仲裁庭是否援引适用于仲裁的某一国家的程序法,由其自行规定。这就意味着,适用仲裁举行地国内的程序法并不是必要的。这也说明国际商会新的仲裁规则基本上采纳了“非国内仲裁”理论,1998年1月1日生效的现行仲裁规则完全保留了这一修改。
四、 “非国内化仲裁”理论的争论
对于“非国内仲裁”理论,虽然在国际、各国国内立法及仲裁、司法实践中已有反映,但各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的看法仍存在着严重分歧。赞成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
1、 当事人选择某一地点作为仲裁地，时常是纯属偶然或出于中立的考虑，并非是想适用该本地的仲裁法。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当事人选择仲裁地时,他们往往并不关心仲裁地的法律适用意义,考虑更多的可能是其他因素，如仲裁裁决的执行、仲裁地的中立地位、仲裁地的交通或通讯便利等。因此依据一个纯属偶然的仲裁地来确定仲裁适用的程序法是没有什么合理性的。国际商会仲裁考查的情况也表明，选择某一仲裁地，并不单单是因为该地的法律体系能更多地使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得以遵循。国际商会仲裁或国际临时仲裁中,仲裁地的选择一般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例如平等、适当、方便、裁决的执行等因素，而不是因为想要适用仲裁地的仲裁法。如果仲裁程序适用纯粹出于偶然或中立的目的而选择的仲裁地的法律,有时会产生极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结果。因此，“非国内化”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如果有必要对仲裁程序进行法律控制的话,这种控制由裁决的被申请承认与执行国实施比仲裁地国更为恰当。
2、各国仲裁法的不统一已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各国仲裁法多是针对国内仲裁程序而制定的,一般不能满足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需要。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很不完善,甚至有些国家至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仲裁法,根本就无法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充分的法律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某一国内仲裁法,很可能在仲裁程序上出现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3、 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效力来源来说,它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不同于诉讼，它并非来源于法院地国家法律的授权，相反，它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因此，应该有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程序所适用的法律，而不是象国际民事诉讼那样，在有关程序的问题上一律适用仲裁地的法律。
尽管赞成“非国内化”理论的学者众多，但是许多的学者明确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不可能会完全放弃对其境内的仲裁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尽管仲裁不同于司法诉讼，但是不能任仲裁游离于仲裁地国家的司法制度之外，仲裁地国应该对在本国境内进行的仲裁享有监督权。如果在某一国家进行的仲裁严重地违反了当事人选择的程序，则受侵害的当事人有权要求撤销裁决。当事人的这一权利不应该因为排除了任何国内法律体系而被剥夺，但是在仲裁脱离了任何特定的法律体系的状态下，受害当事人无论是要求撤销不当的仲裁裁决还是当事人事后要求承认和执行其“浮动”裁决时，都难以获得特定国内法律体系的协助和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事人能够获得裁决，将来如果败诉一方不主动履行裁决时，则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一方也会面临申请承认与执行国家以此种裁决不属于1958年《纽约公约》所规定的裁决而拒绝承认与执行裁决。
五、“非国内仲裁”理论的基本评价
通过对支持与反对该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非国内化仲裁”理论虽然有其合理性，也更加符合国家商事仲裁的本质特征，然而目前却很难大行其道，成为国际商事仲裁时间的主流。该理论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依据此种程序做出的仲裁裁决是“漂浮”（floating）的裁决，然而根据1958年《纽约公约》的规定，“非国内裁决”不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第1条第1款中所称的“内国裁决”并不能等同于不受任何国家司法监督的“超国家裁决”；而从公约第5条分析，裁决必须根据特定国家的国内法做出，才能根据公约得到承认与执行。如果得不到承认与执行，胜诉一方当事人就无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从国际实践来看，目前尽管有国际公约、国内立法的支持，但是有关的司法实践却依然很少，许多国家也对此持怀疑态度。当事人为了避免自己的风险，减少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时的不确定性，最好还是不要谋求“非国内化”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