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检讨与重构

奚玮* 郎治国**

内容提要 法院应否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理论界尚有争议，并形成了“全面监督说”和“程序监督说”两种观点。中国的仲裁立法改革应该超越“程序监督”和“实体监督”之间的狭隘对立，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原则上不监督，但在当事人协商同意时可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模式。

关键词 涉外仲裁 司法监督 意思自治

1995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后，针对其中所规定的国内和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的双重标准，学术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其核心内容为国内法院应否监督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并由此形成了“全面监督说”和“程序监督说”两种观点。本文拟结合世界各国仲裁司法监督的立法和实践情况，围绕上述两种截然相对立的观点，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模式
从国际条约和各国的仲裁立法和实践情况来看，世界范围内对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国内法院非因公共政策原因，不介入涉外仲裁实体问题的模式。
这是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条约和绝大多数国家国内仲裁立法采取的方法。在国际商业仲裁崛起的近20年里，法院鼓励与支持仲裁，尽量减少对仲裁的监督和干预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比如，联合国1958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1965年在华盛顿订立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及UNCITRL 1985年6月制定的《示范法》，均对涉外仲裁的实体审查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如果承认国内法院有权对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则无异于使仲裁程序从属于法院程序，从而有悖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除法国的国内仲裁中允许就仲裁的实体问题向法院上诉以外，都采取了法院非因公共政策原因不干预仲裁实体的方法。原则上，即使裁决明显错误，仲裁员的决定也不能被法院推翻。
（二）即使不因公共政策问题，国内法院也拥有对涉外仲裁的实体问题进行监督的权力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全面监督的模式”)。
英国1950年仲裁法以强行性规定赋予国内法院干预仲裁实体问题的权力，且干预的理由不限于公共政策。即要求仲裁员就特别案件向法院陈述，法院将就源于仲裁的法律问题做出决定，此即所谓的“特别案件陈述程序”。而且法院对仲裁法律争议的管辖权是不能排除的，当事人合同中排除案件陈述程序的条款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因而不产生效力。该法还规定，法院有权依据裁决表面的事实与法律错误而撤销裁决。英国1950年仲裁法虽早已被修改，但有些国家仍实施参照该英国仲裁法制定的法律。
(三)国内法院虽然可以监督涉外仲裁实体问题，但是这种权力可以通过当事人间的协议加以排除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可排除性监督的模式”)。
由于1950年英国仲裁法被作为法院对仲裁过度干预的典型而受到世人的诟病，英国于1979年仲裁法中废除了1950年仲裁法中的特别案件陈述程序以及法院以裁决表面的事实和法律错误撤销裁决的权利，并且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排除协议”(exclusion agreement)排除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的审查，只是这种排除不适用于海事、保险和货物买卖合同争议，因而是不彻底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进一步放松了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与控制，但仍然允许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向法院提出上诉。与1979年仲裁法相比，1996年仲裁法除了进一步限制法院干预仲裁实体的权力以外，还进而取消了对排除协议适用上的限制，当事人对于任何类型的争议，均可通过排除协议放弃就法律问题向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
(四)法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法院可因当事人间的协议而取得监督权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
美国联邦仲裁法未明确规定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干预的权力，但在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直至审查仲裁实体问题的判例。1995年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在Gate-way Technologies,Inc.诉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一案中，首次对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问题予以支持。该案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对裁决中的法律错误可以上诉，法院以仲裁的契约性质以及保证私人仲裁协议可执行性的联邦政策等为由，认定这种扩大协议有效。
（五）区别对待国内和涉外仲裁，对于后者原则上只进行程序性监督。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国。由于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有关条文表述上的不一致，国内学者对法院应否对涉外仲裁进行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理解并不一致。但依我们看来，就我国目前仲裁立法的实际情况而言，实际上并未对公共政策的定义及其范围做出明确规定。所以还不能认为我国法院已经可以（至少不是统一的）对涉外仲裁进行公共政策上的审查。
二、对“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之争的理论再分析
（一）支持法院监督涉外仲裁实体内容——“全面监督论”的理论。
纵观国内外支持实体监督论的学者的观点，其理由大致如下：
1、从仲裁的价值取向上看，尽管仲裁的一裁终局性为之带来了高效率之优势，然而这种高效率不应被绝对化，它理应受到来自司法的监督，以纠正仲裁员有意或无意的错误，维持仲裁的公正。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终局性被认为是私人纠纷解决优于法院诉讼的一个优点，也带来了速度和费用的节约，但终局性和速度也有代价。只有在以下两个假定之一正确的前提下，终局性才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其一，如果仲裁员永远不犯错误，终局性将始终是一个优点。但即使是最激进的仲裁倡导者，也不可能下此断言。其二，仲裁中的利益如此之少，以至于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忍受的，或者对速度和终局性的渴望超过了错误所带来的危险。但在某些案件中，争议金额如此之大，以至于缺乏对错误结果的纠正机制是不能接受的。考虑到跨国投资和贸易交往日益增长的规模和频率，这种关心特别适用于国际仲裁。 我国亦有学者指出，虽然一裁终局制度克服了诉讼程序周期漫长、效率低下和费用昂贵的弊端，但这种制度本身隐藏着由于仲裁员判断不公、枉法裁决而致使当事人申诉无门、纠错无方的风险，为了尽可能避免或及时纠正仲裁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有必要以司法监督作为救济措施。
2、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来看，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和相互独立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法院系统那样彼此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一个仲裁庭通常不知道其他仲裁庭已就同一法律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因而若仲裁裁决不能上诉或不受司法审查，则存在不同的仲裁庭就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做出不一致决定的危险。这种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所主张。A.Red fern和M.Hunte认为允许就仲裁庭裁决的法律问题提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特别是为了商人们的利益，法律应是确定的，尤其是对不同合同中相同词语的意义及效力，不同的仲裁庭不应有不同的裁决。
3、在仲裁实体问题涉及强行法时，因为仲裁裁决事项涉及法定权利（statutory rights），法院应监督其实体内容，以维护强行性法律规则的效力。这种理论主要由美国学者所主张。在美国，传统上可仲裁的权利限于当事人可自由约定的权利，国际仲裁的范围被认为不包括强行性国内法，诸如证券、反托拉斯、公民权利以及消费者保护法等，但现在的美国法已与传统立场分道扬镳，无论提出合意权利索赔还是法定权利索赔，仲裁都被视为诉讼的替代。 这一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的法律转变过程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完成的。当可仲裁事项的范围扩大至法定权利时，便产生了仲裁裁决应否遵守强行性法律的问题。当仲裁裁决被以仲裁员故意不适用法律为由而受到挑战时，在仲裁裁决有限的司法审查传统与保证法律正确和一致地被适用的独立公共利益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对此，有人认为仲裁使法律的强行性规则遭到危险，为了维护这些规则的强制效力，联邦最高法院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改变源于强行性规则的权利可以仲裁的法院决定，要么要求对仲裁员就这些权利的法律裁决重新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一些法院判例中，在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Mitsubishi Motors Corp.诉Soler Chrysler- Ply-mouth Inc一案中，法院在认定反托拉斯争议可通过仲裁解决的同时认为:美国的国内法院将有机会……保证强行法律执行中的合法利益得到处理。有人认为，在审查涉及法定权利的仲裁裁决时，法院通常拒绝仅仅依据仲裁员未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这一事实而推翻裁决，而只有在仲裁员显然漠视法律（manifest disregard of the law）时才推翻裁决。 目前，美国法院已出现了这类以显然漠视法律为由推翻仲裁裁决的司法判例。
4、以仲裁的契约性质以及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为由，主张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所约定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审查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有人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支持这种判例，Johnson先生认为仲裁程序是对争议之司法解决的自愿替代，由于仲裁协议是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对诉讼规则的放弃，当事人应当可自由决定对仲裁裁决审查的范围，只要这些范围不超出法院的管辖原则。就像当事人可以决定应遵循的机构仲裁规则一样，当事人也应当能够决定由法官审查仲裁裁决的法律错误。
（二）反对法院监督涉外仲裁实体内容的理论。
国内外理论界反对国内法院监督国际商事仲裁实体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可概括为:
1、在仲裁的价值取向上，以仲裁的终局性和经济性为由，反对国内法院对仲裁的实体干预。这一点是国内外反对法院监督仲裁实体问题的学者普遍坚持的观点。众所周知，各国诉讼法普遍都设立了上述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上机法院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以使双方当事人获得公正的判决，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但是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往往过于缓慢而且耗资巨大。实践表明，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除了考虑仲裁的保密性、便捷性等优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直接获得一份终局裁决，以避免繁琐、漫长的上诉程序。许多商业人士认识到，进行缓慢而又耗费金钱的上诉程序对他们来说未必是明智之举。尽管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意味着当事人就此丧失了通过上诉程序来纠正裁决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从而获得公正裁决的权利，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同时也能给当事人带来明显的潜在利益，这无疑是要比上诉程序所带来的利益大得多。在商业人士看来，以放弃上诉权利为代价而获得裁决的终局性是完全值得的， 因为他们更注重经济效益。因此，法律应当对当事人，谋求裁决终局性的这一合法期待予以保护。各国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寻求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司法监督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仲裁庭的决定应迅速经济地做出，并且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和精确的。不幸的是，世界并非是理想的。在裁决的终局性与合法性这两个冲突的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紧张关系。在国际层面上，法律必须平衡仲裁地法院的控制与仲裁程序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设想，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当事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程序的优势与缺陷，并愿意承担仲裁员可能犯法律错误的危险，就像他们愿意承担事实错误的风险一样。 另一位学者也断言：仲裁是一裁终局，一锤定音，本身没有任何上诉、再审之说，即使仲裁裁决在适用法律或认定事实上有错误之处，依法也不可以寻求仲裁本身救济或司法救济。
2、在仲裁事项涉及法定权利时，一些美国学者表示了对法院干预实体问题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心。这种担心在于，如果承认显然漠视法律可以作为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存在当事人通过提出无益的上诉，滥用法院审查国际裁决愿望的危险，这种滥用将损害仲裁的目的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有利于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这一公共政策。 1998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Halligan v.Piper Jaffray,Inc.一案中，依据《雇佣年龄歧视法》对一份仲裁裁决实施了实体审查。该仲裁裁决拒绝了原告Halligan的请求，实体上支持了被告Piper Jaffrey,Inc.，但未陈述理由。地区法院承认了该裁决。第二巡回法院在对争论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告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strong evidence)证明他是因年龄而被解雇，据此撤销了地区法院承认裁决的命令。对此，有学者认为Halligan案反映了对法定权利仲裁司法审查的一种新趋势，其危险性在于这种趋势有可能扩展到法定权利之外的仲裁裁决的执行，这种扩展将损害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机制的仲裁。通过为败诉方挑战每一个仲裁裁决打开方便之门，并请求法院以其判决取代仲裁员的决定，这种扩展将破坏仲裁最基本的原则。
3、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仲裁的健康发展，既不能完全排除法院的监督，同时，法院又不能过度地干预和控制仲裁，所以，只能对仲裁进行有效的监督。即这种监督只能限于仲裁是否依据当事人选定的、理性化的仲裁程序规则。否则，不但使仲裁失去其本来目的，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会造成新的权力行使的恣意，压制权利主体的积极性。
（三）“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的理论趋同性。
仔细分析以上各派的理由，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两种观点均强调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管“实体监督论”和“程序监督论”的基本观点分别是法院应当监督仲裁实体内容和法院不应当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但在激烈论争的过程中，两派学者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陈安教授在论述法院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必要性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除非当事人间另有明文协议各自自愿放弃任何上诉权利，否则，决不应任意推断: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方式之后，即使面临错误的或违法的涉外终局裁决，也自愿全盘放弃了向管辖法院提出申诉和请求加以监督和纠正的权利。” 这段话表明，他虽主张法院对仲裁实施实体监督，但并不否认当事人协议排除这种监督的权利。肖永平教授在全面阐述“程序监督论”的同时也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当然，考虑到仲裁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可允许当事人在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实质性审查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即允许当事人授权法院对裁决进行实质性审查。” 显然，他虽主张法院不审查仲裁实体问题，但并不反对法院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对仲裁进行实体审查。两位教授的上述观点存在惊人的相似，即他们都不反对把法院是否监督仲裁实体的问题交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趋同性。因为仲裁本身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合同要素和司法要素 。合同要素在于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表现，必须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仲裁权的行使要受到当事人授权的性质，同时在存在合法仲裁协议的前提之下，司法的管辖权将受到排斥。同时，也正因为仲裁的契约性本质，决定了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和物质手段以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也缺乏相应的权力确保仲裁裁决的执行。此外，由于仲裁是一种准司法行为，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直接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而不容许当事人选择是否接受仲裁结果，因此，仲裁的基本正当性要求缺乏保障。在这些方面，仲裁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与协助。所以说，必要的司法监督是整个仲裁具体制度的有效保障。显然，仲裁的这两个要素在程序监督论和实体监督论中都得到了体现，只不过前者既主张法院应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同时又不否认当事人协议排除这种监督的权利，实际上是主张英国式的“可排除性监督的模式”；而后者虽强调法院不应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但也认为当事人可授权法院进行实体监督，实际上是主张法院原则上不监督仲裁实体但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监督权的模式，即前文所说的美国式的“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两种观点依照各自不同的标准寻求着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司法审查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达成仲裁制度的效益与公平两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并且在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决定法院实体审查的意义这一问题上，两种观点达成了理论上的趋同性。
三、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之重构
在目前已有的关于国内法院应否监督国际商事仲裁的各种立法与实践模式中，我们赞同“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即应当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在当事人明示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应有权审查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而且，这种模式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判例的基础上，而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权利。然而，意思自治决不应是无限制的，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所以，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不能赋予当事人无限制地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权利，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应有制度上的界限。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我国法院可按照以下的标准对涉外商事仲裁进行适度的监督（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
1、承认涉外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法院原则上不审查或者严格限制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只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
仲裁相对于诉讼而言有许多优势，有人将这种优势概括为:当事人享有极大的自主；程序灵活、富于弹性；程序快捷、费用低廉；专家仲裁；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保密性强；民间性；裁决执行基本上有保障。 所有这些优势都可能成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理由。此时若坚持对涉外仲裁进行实体方面的监督，则势必导致一裁终局成为一句空话，造成事实上的“一裁一审”，不利于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
2、在仲裁程序中，法院的监督以支持或协助涉外仲裁为主，且法院介入仲裁的范围以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事由为限，不得擅自扩大监督范围；在当事人和仲裁庭都不需要法院协助时，法院应采取“不干预主义”。
3、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约定由法院对仲裁的实体内容进行监督，但必须在法条中明文规定约定的范围，以防止当事人对该权利的滥用。
4、法院对涉外仲裁的监督应坚持以促进仲裁发展为原则。

The Review and Reestablishment of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owar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By xiwei, langzhiguo

Abstract: It is still in theoretical dispute that if the court should supervise the entitative content. There are two opposite opinions named “the all-around supervision” and “the procedural supervision” at present. We think that the reform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supervision should beyond the narrow opposition between those two standpoints and return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ivil law-to respect the party’s true desires. Chinese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owar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ode of Non-supervision toward entitative content, except for the contract made by two parties.
Key words: Intern 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he Parties’ True Desire
国务院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

1984年1月23日，国务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密切工矿产品（包括工业品生产资料和工业品生活资料，下同）购销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取得法人资格的企业、农村社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个体经营户和农村社员、重点户、专业户同法人之间签订工矿产品钩销合同，应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购销（供需）当事人，必须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本着按需生产、质量第一、适销对路的原则，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签订和履行合同。
第四条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由当事人的法定代表或者凭法定代表授权证明的经办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合同依法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严格执行。
当事人委托其它单位代订合同时，必须出具委托证明，明确代理权限。
产品分配单或调拨通知单只是签订合同的依据，不能代替合同。
第五条 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包括计划分配、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等产品）的购销合同，按国家和国家授权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下达的计划指标和需方提出的花色、品种、规格、质量签订；如不能按计划指标签订合同，发生争议时由争议双方下达计划任务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处理。
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产品的购销合同，参照国家和国家授权的主管部门下达的指标，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由供需双方协商签订。
属于自由购销产品的购销合同，由供需双方协商签订。
第六条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一、产品的名称（注明牌号或商标）、品种、型号、规格、等级、花色；
二、产品的技术标准（含质量要求）；
三、产品的数量和计量单位；
四、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五、产品的交货单位、交货方法、运输方式、到货地点（包括专用线、码头）；
六、接（提）货单位或接（提）货人；
七、交（提）货期限；
八、验收的方法；
九、产品的价格；
十、结算方式、开户银行、帐户名称、帐号、结算单位；
十一、违约责任；
十二、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其它事项。
第七条 产品的技术标准，有国家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而有专业（部）标准的，按专业（部）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专业（部）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在合同中必须写明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和标准名称。没有上述标准的，或虽有上述标准，但需方有特殊要求的，按供需双方在合同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行。
为了保证货物运输的安全，产品包装按国家标准或专业（部）标准规定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或专业（部）标准的，可按承运、托运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写明的标准进行包装。
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一、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符合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在新的协议末达成以前，原合同仍然有效。但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对方应在接到通知后十五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予以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默认。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取书面形式（包括文书、电报等）。
三、变更或解除合同，涉及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的，应报经下达该计划的双方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属于国家指导性计划的，应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属于自由购销合同的，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办理。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日期，以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的日期为准；需要报经批准的，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日期为准。
四、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时，由合并、分立后的当事人承担或分别承但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停单位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关、停文件清理合同；遗留的有关事宜，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处理。
五、签订合同有笔误需要修正的，需经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

第二章 产品的数量
第九条 产品数量的计量方法，按国家或主管部门规定的计量方法执行；国家或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由供需双方商定。
对某些产品，必要时应当在合同中写明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没有主管部门规定的由当事人商定）交货数量的正负尾差、合理磅差和在途自然减（增）量规定及计算方法。

对机电设备，必要时应当在合同中明确规定随主机的辅机、附件、配套的产品、易损耗备品、配件和安装修理工具等。
对成套供应的产品，应当明确成套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成套供应清单。
第十条 当事人双方应当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和计 量方法履行。
需方不得少要或不要，否则应承担中途退货的责任。
供方不按合同规定的数量交货的，应分别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供方交付的产品多于合同规定的数量，需方不同意接收的，在托收承付期内，可以拒付多交部分的货款和运杂费。购销双方在同一地点（同城）的，需方可以拒收多交的部分；购销双方不在同一地点（异地）的，需方应把产品接收下来，并负责保管，将详细情况和处理意见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通知供方处理。
二、供方交付的产品少于合同规定的数量，需方凭有关合法证明，在托收承付期内，可以拒付少交部分的货款，并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将详细情况和处理意见通知供方。供方接到通知后，应在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答复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需方的意见。少交的部分，应立即补交，因此造成逾期交货的，按第二十七条二款和第三十五条五款的规定办理。
三、供方通知需方不能履行全部或部分合同规定的交货数量的，供方应负全部或部分不能交货的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凡原装、原封、原标记完好无异状，包装内的产品数量，由生产企业或封装单位负责；需要确定负责期限的，由当事人根据不同产品的不同情况商定。
由供方组织装车（船）、凭封印交接的货物，需方在卸货时，如车（船）封印完整，无其他异状，但件数短缺的，属于供方的责任，需方凭运输部门编制的记录证明，可以拒付短缺部分的货款，并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通知供方；如件数相符，但重量、尺寸等短缺，或者包装标明的重量与实际的重量相符而包装内数量短缺，需方可以凭本单位的验收书面证明，在托收承付期内，拒付短缺部分的货款，并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通知供方，否则，即视为验收无误。
由供方组织装车（船）、凭现状（或件数）交接的货物，需方在卸货时，无法从外部发现货物丢失、短少、损坏的，应由供方负责的部分，需方可以凭本单位的验收书面证明和运输部门的交接证明，在托收承付期内，可以拒付丢失、短少、损坏部分的货款，并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通知供方，否则，即视为验收无误。
供方在接到通知后，应在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答复处理，否则，即按少交处理。
第十二条 发货数与实际验收数之间的差额，不超过有关主管部门规定（没有主管部门规定的由当事人商定）的磅差和自然减（增）量范围的，不按多交或少交论处，双方互不退补。超过规定范围的磅差，按照实际交货数量计算多交或少交的数量；超过规定范围的自然减（增）量，按有关主管部门规定或当事人商定的计算方法计算多交或少交的数量。
实际交货数量与合同规定的交货数量之间的尾差，不超过有关主管部门规定（没有主管部门规定的由当事人商定）的尾差范围的，双方互不退补；超过范围的，按照合同规定的数量计算多交或少交的数量。

第三章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和质量
第十三条 合同中要明确规定供方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对成套产品，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附件的质量要求。
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除主管部门另有规定者外，合同中应具体规定提出质量异议的条件和时间。
实行抽样检验质量的产品，合同中应注明采用的抽样标准或抽验方法和比例。
有些产品在商定技术条件后需要封存样品的，应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封存，分别保管，作为检验依据。
第十四条 供方应对提供的产品的质量负责。供方交货时，应将产品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和双方商定的必要的技术资料随同产品或运单交需方据以验收。需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没有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和必要的技术资料，在托收承付期内有权拒付这部分产品的货款，并应将产品妥为保管，立即向供方索要，供方应及时补送给需方。超过合同规定交货期限补交的，即作为逾期交货处理。
需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产品的品种、型号、规格、花色和质量不符合同规定，应一面妥为保管，一面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在托收承付期内，需方有权拒付不符合同规定部分的货款。
凡原装、原封、原标记完好无异状，包装内的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花色，由生产企业或封装单位负责；需要确定负责期限的，由当事人根据不同产品的不同情况商定。

凡原装、原封、原标记完好无异状，在当事人商定的期限内，该产品的质量由生产企业或封装单位负责。
第十五条 需方在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时，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产品的外观和品种、型号、规格、花色不符合同规定，属供方送货或代运的，需方应在货到后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提出书面异议；需方自提的，应在提货时或者双方商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
二、产品内在质量不符合同规定的，不论供方送货、代运或需方自提，需方应在合同规定由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内检验或试验，提出书面异议；某些产品，国家规定有检验或试验期限的，按国家规定办理。
三、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除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提出异议的期限外，一般从运转之日起六个月以内提出异议。
四、在书面异议中，应说明合同号、运单号、车（船）号，发货和到货日期；说明不符合同规定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花色、标志、牌号、批号、合格证（或质量保证书）号、数量、包装、检验方法、检验情况和检验证明；提出不符合同规定的产品的处理意见，以及当事人双方商定的必须说明的事项。
五、如果需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所交产品符合合同规定。
六、需方因使用、保管、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不得提出异议。
第十六条 供方在接到需方书面异议后，应在十天内（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期限者除外）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需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第十七条 当事人双方对产品质量在检验或试验中发生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规定，由标准化部门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执行仲裁检验。

第四章 产品的包装
第十八条 产品包装应符合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有特殊要求或采用包装代用品的，应征得运输部门的同意，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运输包装上的标记由供方印刷（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产品包装时，必须附有装箱清单。
第十九条 产品的包装物，除国家规定由需方供应的以外，应由供方负责供应。可以多次使用的包装物，应按有关主管部门制订的包装物回收办法执行；有关主管部门没有规定的，由供需双方商定包装物回收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第二十条 产品的包装费用，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不得向需方另外收取。如果需方有特殊要求的，双方应当在合同中商定，其包装费超过原定标准的，超过部分由需方负担；其包装费低于原定标准的，相应降低产品价格。

第五章 产品的运输与交接
第二十一条 产品一般应由供方实行送货或代运。实行送货的产品，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有送货办法的，按规定的办法执行；没有规定送货办法的，按供需双方协议执行。实行代运的产品，由供方代办运输，供方应充分考虑需方的要求，商定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某些实行送货或代运的产品，必须由需方派人押运或者由有关主管部门签发装运证明的，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送货、代运确有困难，或者需方要求自提的产品，经供需双方商定，也可以由需方自提。实行自提的产品，由需方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自提自运。
第二十二条 需方要求变更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月份或季度）前四十天通知供方，以便供方编报月度要车（船）计划。迟于上述规定期限，供需双方应当立即另行协商处理。
第二十三条 供方、需方对产品的运输和装卸，应按有关规定与运输部门办理交接手续，做出记录，双方签字，明确供方、需方和运输部门的责任：
一、凭封印交接的货物：
1、由供方装车（船）、需方或到站（港）运输部门卸车（船）的货物，封印完整而货物发生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除能证明属运输部门责任者外，由供方负责；封印脱落、损坏，货物发生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除能证明属供方责任者外，由运输部门负责。
2、由发站（港）运输部门装车（船）、需方卸车（船）的货物，需方应会同到站（港）运输部门拆封，如发生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除能证明属供方或需方责任者外，由运输部门负责。
二、凭现状（或件数）交接的货物。由供方组织装车（船）、运输部门按现状（或件数）交接的货物，如发生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运输部门接收前由供方负责，接收后由运输部门负责；到站（港）后在需方接收前发生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由运输部门负责，接受后由需方负责。但对在交接时无法从外部发现的货物丢失、短少、损坏、变质、污染，除能证明责任者外，由供方负责。
上述属于运输部门责任的，由需方按国家颁发的有关货物运输合同条例的规定向运输部门提出书面异议，要求赔偿损失。属供方责任的，应按规定由需方向供方提出书面异议，供方负责处理。
第二十四条 实行送货或代运的产品，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发生错误，属于需方过错的，一切责任由需方承担；属于供方过错的，一切责任由供方承担；属于运输部门过错的，由托运单位按国家颁发的有关货物运输合同条例的规定向承运部门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不论哪一方的责任，接货单位对运到的货物，应当妥善保管，并立即通知有关单位查明处理，由此所支付的一切费用由上述责任方承担。

第六章 产品的交（提）货期限
第二十五条 合同中的产品交（提）货期限，应写明月份。有条件的和有季节性的产品，要规定更具体的交货期限（如旬、日等）；有特殊原因的，也可以按季度规定交货期限。属于年度分配指标的订货，必须在本年度内商定具体的交货期限，除特殊情况外不得跨年供货：生产周期超过一年的大型专用设备和试制产品，可以由供需双方商定交货期限。不得签订没有交货期限的合同。
第二十六条 规定送货或代运的产品的交货日期，以供方发运产品时承运部门签发戳记的日期为准（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行商定者除外）；合同规定需方自提的产品，以供方按合同规定通知的提货日期为准。供方的提货通知中，应给需方以必要的途中时间。实际交（提）货日期早于或迟于合同规定的交（提）货期限，即视为提前或逾期交（提）货。
第二十七条 合同当事人未按合同规定期限交（提）货的，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提前交货的，需方接货后，仍可按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付款；合同规定自提的，需方可拒绝提货。
二、逾期交货的，供方应在发货前与需方协商，需方仍需要的，供方应照数补交，并负逾期交货责任；需方不再需要的，应当在接到供方通知后十五天内通知供方，办理解除合同手续，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发货。
三、逾期提货的，需方除应当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外，并承担逾期提货的责任。

第七章 产品的价格
第二十八条 合同中产品的价格，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物价管理的规定。有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应由国家定价的产品而尚无定价的，其价格应报请物价主管部门批准。不属于国家定价的产品，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如因对产品有特殊技术要求需要提高或降低价格的，由供需双方商定。
如果在签订合同时确定价格有困难的，可以由供需双方协商暂定价格，并在合同中注明：“按供需双方最后商定的价格（或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价格）结算，多退少补”。

外销转内销的工矿产品价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执行国家定价的，在合同规定的交（提）货期限内，遇国家调整价格时，按交货时的价格执行。逾期交货的，遇价格上涨时，按原价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新价执行。逾期提货或者逾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新价执行：遇价格下降时，按原价执行。由于逾期付款而发生调整价格的差价，由供需双方另行结算，不在原托收结算金额中冲抵。执行浮动价和协商定价的，按合同规定的价格执行。

第八章 产品货款的结算
第三十条 产品的货款、实际支付的运杂费和其他费用的结算，应当按照合同中商定的结算方式和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的规定办理。
用托收承付方式的，合同中应当注明验单付款或验货付款。验货付款的承付期限一般为十天，从运输部门向收货（付款）单位发出提货通知的次日起算。凡收、付双方在合同中商定缩短或延长验货期限的，应当在托收凭证上写明，银行从其规定。
大型设备订货的付款办法，按照财政部、人民银行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的开户银行、帐号名称和帐号进行结算。需方变更开户银行、帐户名称和帐号，应于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前三十天通知供方。如果需方未按期通知或者通知有错误而影响结算的，需方应负逾期付款责任；如果供方接到通知后，仍按变更前的情况办理结算，一切责任由供方承担。
第三十二条 需方拒付货款，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的拒付规定办理，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的，如果需方超付承付期限，银行不予受理。需方无理拒付货款经银行说服无效的，由银行实行强制扣款；由于无理拒付而增加银行审查时间的，应自承付期满的次日起算，按逾期付款处理。
第三十三条 需方对于拒付货款的产品，必须负责接收，妥善保管，不准动用。如果发现动用，由银行代供方扣收货款，并按逾期付款处理。

第九章 违约责任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双方或一方有违约行为的，必须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因违约使对方遭受损失的，如违约金能够抵补损失时，不再另行支付赔偿金；如违约金不足以抵补损失时，还应支付赔偿金以补偿其差额部分。对方如要求继续履行合向的，应当继续履行。
第三十五条 供方的违约责任
一、供方不能交货的，应向需方偿付违约金。通用产品的违约金为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专用产品的违约金为不能交货部分货款总值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具体比例可由供需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商定。
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签订的购销合向，由于供方将产品自销而不按合同规定交货的，除按违约及有关规定处理外，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自销多得的收入，上缴中央财政。
二、供方所交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同规定的，如果需方同意利用，应当按质论价；如果需方不能利用的，应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由供方负责包修、包换或者包退，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供方不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三、因产品包装不符合同规定，必须返修或重新包装的，供方应当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支付的费用；需方不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而要求赔偿损失的，供方应当偿付需方该不合格包装物低于合格包装物的价值部分。因包装不符合同规定造成货物损坏或者灭失的，供方应当负责赔偿。
四、自提产品供方不能按合同规定期限交货的，应负逾期交货责任，并承担需方因此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五、逾期交货的，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需方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六、提前交货的产品、多交的产品和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同规定的产品，需方在代保管期内实际支付的保管、保养等费用以及非因需方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应当由供方承担。
七、产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的，供方除应负责运交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外，还应承担需方因此多支付的一切实际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八、供方未经需方同意，单方面改变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的，应当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九、在供方专用线自装的产品，因装载技术不善造成产品灭失、质量下降、包装损坏或者其它质量事故的，应当由供方承担责任。
十、供方用罐车发运货物，未随车附带规格质量证明或化验报告，致使需方无法卸货的，由此造成的卸车等存费及运输罚款，应当由供方偿付。
第三十六条 需方的违约责任
一、中途退货，应向供方偿付违约金。通用产品的违约金为退货部分货款总值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专用产品的违约金为退货部分货款总值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具体比例可由供需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商定。
二、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应交的技术资料或包装物的，除交货日期得予顺延外，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顺延交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供方偿付顺延交货的违约金；如果不能提供的，按中途退货处理。
三、自提产品未按供方通知的日期或合同规定的日期提货的，应比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按逾期提货部分货款总值计算，向供方偿付逾期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供方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保养的费用。
四、逾期付款的，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延期付款的规定向供方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五、实行送货或代运的产品，需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运输部门的罚款。
六、承担由于需方错填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等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供方或运输部门因处理需方提出的错误异议而实际支付的一切费用；承担代供方保管的产品因需方保养不善而造成的损失。
第三十七条 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以致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先由合同违约方按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向对方偿付违约金、赔偿金，再由应当负责的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处理。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九条 按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当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后，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用扣发货物或扣付货款来充抵。
第四十条 违约金、赔偿金的支付，没有实行利改税的企业应分别在企业基金、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分成中支付；实行利改税的企业，应在缴纳所得税后国家核定的企业留利中支付。以上支付的各项金额均不得计入成本（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不得挤占应当上缴财政的收入。行政事业单位一律在单位的预算包干的节余经费和预算外资金中支付，不得挤入经费预算报销。依法对个人的罚款，一律不得用公款报销。
违约金和赔偿金收入，应用于弥补未能履行合同而蒙受的经济损失。
第四十一条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请业务主管机关调解或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指日期，除已有明确规定者外，凡直接送达的，以收件人签收日期为准；邮寄送达的，以邮局挂号回执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
第四十三条 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的有关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者，均按本条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