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金融诈骗 非法占有 标准
【内容摘要】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包括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和失控条件。其建立在分层理论的基础之上，即在一定的固定值—控制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失控条件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知的间接性。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较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务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对于实现全过程打击金融诈骗罪具有着重要意义。

金融行为所特有的风险性要求在理解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同时强调行为人对“控制”和“失控”两方面的意图，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具体就是指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所具有的意图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并且使该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心里态度。它是金融诈骗罪犯罪构成中的必备要件，也即决定一个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构成金融欺诈犯罪还是构成金融诈骗罪的决定性条件。但就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构成要件却至今仍未构建起完善的判断机制，现有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还不足以适用于金融诈骗犯罪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基于此，笔者联系金融行业和金融诈骗行为自身的特点，对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及其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以期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机制。
一、 现行判断标准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金融诈骗罪的判断标准建立在最
高法院的一个解释和一个纪要的基础上，因其主要以金融诈骗行为的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笔者将其称之为结果型判断标准。不可否认，自设立以来这种判断标准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法律未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含义做出明确规定而理论界又普遍对其理解抽象化的情况下，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是防止擅断的必要手段。当然，其作为一种对司法推定理论的初步尝试，问题也是存在的。
1、从刑法理论上讲，该判断标准人为改变了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构成形态
以集资诈骗罪来说明这一问题。在集资诈骗罪的罪状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应当为直接故意犯罪，当然也应当包含既遂、未遂、中止和预备四种形态，而且在犯罪构成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必备要件，而“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犯罪结果只是集资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中的必备要件，在其修正的犯罪构成中并不要求必须具备犯罪结果要件。但是在现行证明标准下，这种纯粹的由果朔因的的反推思维模式却人为地改变了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和构成形态，《解释》和《纪要》中所列举的事实均存在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结果出现以后，以这些事实作为判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实际上是以犯罪结果的出现与否来判断犯罪目的的存在与否，犯罪结果变成了决定犯罪目的的依据。这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种证明标准下，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结果随着犯罪目的变成了犯罪的必备要件，而集资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则已不复存在，使得将集资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被排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之外。集资诈骗罪的这一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其他金融诈骗中。
2、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该判断标准使得在初始阶段打击金融诈骗罪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在设计该判断标准时可能过于考虑审判机关的利益，而忽略了其它司法机关运用该判断标准打击、预防金融诈骗罪的需要。仍然以集资诈骗罪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单纯从审判的需要来讲，运用该判断标准来判断一个非法集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无疑是最高效和最安全的，从直接故意犯罪的原理可知，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在追求非法占有集资款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的支配下实施的，那么，当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结果事实已经客观存在时，追求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也就成为必然。但是当一个犯罪行为必须要在结果出现后才能证明其构成犯罪，对其在初始阶段进行的打击也就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例如在该判断标准下，侦查机关基本不可能找到结果之外的原因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而且也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既然审判机关认为只有结果才是确认非法占有目的的条件，犯罪结果之外的原因是否能够为审判机关采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便是从法理上可以找到依据，审判机关也未必采信，侦查机关必定要承担非常大的错案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其当然要回避在结果出现之前的初始阶段打击集资诈骗罪，而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集资诈骗罪的危害被放大了，打击集资诈骗罪的成本也加大了，从目前集资诈骗个案中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可以看出，错过在初始阶段打击集资诈骗罪的代价的确是不容忽视的。
3、从逻辑上讲，该判断标准在单项标准的设计上也存在褚多不完善之处
首先，在有的单项标准中存在大前提不周延的问题，即其本身包含有非法占有目的之外的可能性，当其作为大前提时不可能必然地推导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例如《纪要》中的第5种情况“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在该情况下，虽然包含有行为人基于非法占有目的逃避返还资金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排除行为人基于非法占用目的暂时逃避返还资金的可能性，当非法集资行为人在应当返还资金时，基于使用该资金营利的目的，采用了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的手段，以暂时逃避返还资金，并且对以后资金的还好做好了相应的安排，那么，对该行为人不可能排他性地确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在第6中情况下，即行为人“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也不可能必然地排除非法占用的可能性。其次，在有的单项标准中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即其本身已经包含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当其作为大前提时，实际是将大前提预设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某种行为，因而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当小前提为“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时”，推导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纪要》第3种情况“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和第4种情况“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其中“骗取的资金”实际已经包含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 完善的思路
尽管现行的证明标准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但其适用的司法推
论的基本模式是可行的，因而，可以继续沿用这一模式，以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
1、应当直接从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中去寻求判断标准，建立一个以行为作为主要证明依据的行为型判断标准
在上一问题中我们具体阐述了结果型判断标准的缺陷，在此不在赘述。而且，以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中某些特定的事实作为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依据，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判断行为人的心理状态的根据只能是其实施的活动及其他相关情况，因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其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无论是对金融诈骗罪的预防还是在初始阶段的打击，也需要一个行为型的证明标准，只有在犯罪的初始阶段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确认其性质时，才有可能有效减轻犯罪造成的实际维护，同时也才有可能将打击犯罪的成本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范畴。
2、应当从金融诈骗罪与合法金融行为的比较中去寻求判断标准
我们以集资诈骗罪与合法集资行为的比较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实施合法集资行为的行为人来说，首先，其集资的直接目的就是投资营利，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对投资者的回报，一个适当的回报率是合法集资的重要标志，过高的不正常的回报率通常不可能保证集资人自身的利益，而在集资人自身利益不能保障的前提下，投资人的利益更不可能得到保障。为了达到盈利的目的，集资人应当将资金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来进行投资，回报率和安全性是投资人决定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依据，只有当投资人认为自己的投资安全时才会进行投资，当然，凡投资有盈利就有风险，因而这里的安全也只是现对安全。我们不能苛求集资人的投资完全没有风险，但是风险必须要限制在投资者在约定的投资项目中认识或应当认识到的风险范围之内，也即集资人没有权利单方面更改投资项目，将资金置于明显增大且集资人对增长幅度完全无法预计或者完全无法控制的风险中。对于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其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没有回报投资者意图是非法占有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即非法占有目的内含无回报投资者意图。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他不可能实施有效地回报投资者的行为。或者，虽然实施了一定的投资行为，但单方面更改投资项目将资金置于明显增大且集资人对增长幅度完全无法预计或者完全无法控制的风险中，例如将资金用于进行走私犯罪或者毒品犯罪，本质上讲，该情况也属于未实施有效地回报投资者的行为。
3、应当从金融诈骗罪与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的比较中去寻求判断标准
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主要是指《刑法》（1997年修订）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9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其中一般集资犯罪与集资诈骗罪在非法集资的手段上都可能采取欺骗方法，而且不排除使用相同的欺骗方法，例如隐瞒行为人不具有办理公众存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在募集资金的文件中捏造事实或隐瞒真相，编造其证券发行业务已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等等事实，当使用的欺骗方法相同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了区分集资诈骗罪与一般集资犯罪的关键。一般集资犯罪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是一种非法占用的目的，同时含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因而，一般集资犯罪在获取资金的手段上也会采用诈骗方法，但这种诈骗方法只针对特定的内容，从刑法规定上可以看出其主要集中在虚假的集资条件和集资资格上，也即它只能是部分虚假，在集资后的投资经营项目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等方面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集资诈骗罪则是以非法占有目的，其自始至终都不可能准备为集资行为承担责任，因而其在为取得集资提供的条件方面应为全假或者绝大部分虚假，其不仅不具备合法的集资条件和集资资格，也不可能具有真实的集资后的投资经营项目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当然，即便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便是具有真实的承担责任的能力，一般性集资犯罪也有可能出现与集资诈骗罪相同的危害后果，表面意义上的占有和占用目的不足以区分两者，必须依赖于内在的因素，即在取得对他人集资款的非法控制之后，一般性集资犯罪的行为人并不排斥权利人以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集资款项的控制，并且还会尽力保证这种控制的实现，而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行为人对权利人这种权利的实现则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区别的存在使得从金融诈骗罪与一般涉及金融欺诈的犯罪的比较中去寻求证明标准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笔者设立的判断标准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主观思想，尽管人的行为能够反映其内心思想，但我们对其的认识也只能是间接认识，因而要给其设立一个完善的判断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存在于行为人内心的思想，实际上不可能绝对准确地证明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什么情况下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能够证明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严格地说是一种概率，即非法占有目的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机会的多少。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这一属性使得对其的证明无法达到绝对可靠，影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原因的复杂性也使这种证明更趋困难。的确，我们在设计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标准时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它要求我们必须要超越固化的思维，因为，对于存在于自然人内心的思想，我们不可能做出绝对可靠的认可，同样也无法给出完全固定的标准。因而对此我们只能考虑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对内心思想认识的间接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在具体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时必须依据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其它已存在的客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相对确定的标准效固定标准存在着明显优势，它可以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而不会出现固定标准因不能适应发展而造成的滞后状态，也即其自身具有明显的可自我修复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有的可自我修复性，使得相对确定的标准有可能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全过程。基于此，我们人为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判断标准应当包含一下内容。
1、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控制条件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一层面的判断标准，即通过对行为人控制或者准备控制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合法分析，首先确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因为尽管非法占有目的本质上只是一种内心思想，但它的基础仍是行为，它是行为发生的原动力，也以行为为其唯一的载体，可以说行为是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考察内容。从逻辑上讲，我们要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先证明其事实上具有非法的行为或者意图实施非法的行为，因为特定的犯罪目的绝不可能存在于合法的载体之上。因而，我们人为只有对那些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的人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是指行为人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取得对他人财物的现实的控制或支配地位。非法性是国家立法机关对金融诈骗罪做出严厉否定评价的主要依据，其否定意义应当比民法中的“不法”更强烈，因而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对法律法规的违反，而不仅仅是不具有合法的理由或根据，以排除不当得利的情况。应当说这里的非法性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从行为中体现出来，一方面金融法律法规对合法的金融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当行为明显违背这些要求时，即可确定行为的非法性，另一方面刑法中对金融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即表明了刑法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只要行为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这些行为，其行为便已经具有了非法性。判断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的非法性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1）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资格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和铁序，金融法律法规对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首先就规定了资格上的限制，即只有符合法定资格的人才能够实施特定的金融行为，否则，仅凭法定资格的缺乏就足以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中，例如从贷款行为来看，必须符合法定贷款资格的人实施的贷款行为才是合法的贷款行为。《贷款通则》第17条第1款对借款人的资格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具体的贷款行为时，只要能够确认行为人贷款资格的不吻合，就足以证明该贷款行为的违法性质。
（2）行为人是否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条件
行为人具有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的法定资格只是满足了合法金融行为的条件之一，法律法规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所规定的法定条件也是影响金融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而，我们认为，行为人实施某种特定金融行为时是否具有实施该种行为的法定条件，也是确认其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例如从贷款行为来看，如果是由不具有法定贷款条件的人实施的贷款行为肯定是违法的贷款行为。《贷款通则》第17条第2款规定了借款人的条件，即“一、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原应付贷款利息和到期贷款已清偿的，已经做了贷款人认可的偿还计划。二、除自然人和不需要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事业法人外，应当经过工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三、已开立基本帐户或一般存款帐户。四、除国务院规定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股本权益性投资累计额未超过其净资产总额的50%。五、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符合贷款人的要求。六、申请中期、长期贷款的，新建项目的企业法人所有者权益与项目所需总投资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上述规定中的条件对于合法的贷款行为来讲都是必要条件，凡是不具有这些法定条件的贷款行为都要以此直接确定其行为的违法性。
（3）行为人实施的金融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这里所谓“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包括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和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禁止性规定。金融法规对特定金融行为所做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针对行为本身所做的义务性或限制性规定，也是构成合法金融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定。例如《贷款通则》第20条规定了对贷款人的限制，即“一、不得在一个贷款人同一辖区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级分支机构取得贷款。二、不得向贷款人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八、不得采取欺诈手段骗取贷款”。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借款人的限制性规定体现出《贷款通则》对特定行为的否定，在贷款过程中借款人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其行为就已经具有确定的非法性。刑法中对特定金融诈骗行为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就更容易理解，刑法对各金融诈骗罪客观行为的规定，即表明了刑法对这些行为的禁止，只要行为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这些行为，其行为便已经违反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
2、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失控条件
我们将此作为判断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第二层面的判断标准。当行为被确认为已经实施或者着手准备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行为时，只表明其心理态度符合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条件，具有了形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但却并非表明其必然地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关键还要看其心理上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是否具有明确的追求，因为这才是构成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决定性条件（当然并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一行为同时反映了行为的非法性和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明确追求）。对此有日本学者芝原邦尔指出，以财产增值为投饵的手段来讲，可以在两种情况下满足“欺骗他人”的要件，一种是经营者没有偿还能力却伪装出有偿还能力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与偿还能力无关诈骗罪照样成立的情况。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反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同样都是非法集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保持了公众与存款之间的正常联系，即在非法集资的基础上，公众仍然能够凭借存款凭证实现对存款的权利，集资人也有或者自信有足够的诚信和能力保证存款的支付；而集资诈骗行为则意图或已经彻底割断了这种联系。在这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也就是指行为人在非法地实际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之后或者同时，因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使权利人完全不能以任何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财物的控制。判断行为人是否意图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可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行为人已经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主要从行为人故意地彻底地排斥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的结果来进行判断，应当说能够比较明显地反映出行为人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进而证明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是实践中适用较多也是适用风险较小的一种判断标准。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进一步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解释中规定的“携带集资款逃跑的；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因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所造成的集资款无法返还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权利人完全不可能以任何行业交易惯例、合同约定的方式或其他非刑事手段实现对该财物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概率是非常高的，除非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集资款的无法返还并非由其主观意志以内的原因所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大多数金融诈骗案件都是依此确认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界对此也是基本认可的，笔者在此不在赘述。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而该行为本身即已包含了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内容，并且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已经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保险诈骗罪，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或者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保险诈骗行为本身即已同时包含了行为的非法性和对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明确追求。
其二，行为人已经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
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出现失控的具体结果，因而只能主要从行为人故意地彻底地排斥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的行为和没有造成失控结果的原因来进行判断。当然其前提是不以非法占有目的结果作为确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必要条件。应当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种情况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进一步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是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机关。例如非法获取集资款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等行为，对于这些行为而言，并不要求以失控结果的实际出现作为构成非法占有目的的必备条件。只要实施了这些行为，即便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通常情况下也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除非其能够证明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是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
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而该行为本身已包含了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内容，但是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例如丙公司采取虚构进口货物、提供虚假担保的手段，通过外贸代理单位从某银行骗出信用证，该信用证是以丁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的270提案远期信用证。如果某银行在开出信用证之后兑现之前，即发现丙公司的真实意图，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使得某银行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因丙公司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造成权利人对财物失去控制的结果，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但如果是因为丙公司重新主动提供了真实的担保，而使某银行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失，亦可认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三，行为人已经着手准备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
行为人在实施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行为之后，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有没有可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呢？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就如我们签名所谈到的，证明失控结果的存在或者意图造成失控行为的实施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特定的心理态度，而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理论已经充分论证了在尚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完全具备犯罪主观要件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是因为何种原因造成了犯罪实行行为的未实施。因而，即使行为人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仍然可能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必须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准备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是因为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例如。甲非法获取集资款后，准备卷款逃跑，但公安机关的即时介入，使其在未能实施逃跑之际即被抓获。对此，通常情况下也应认定其具有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的有效控制的意图，除非其能够证明尚未具体实施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有效控制的行为是因其意志以内的原因。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高 祥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呼和浩特市中小学校安全管理办法


2006年8月16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6年8月22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公布 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和教职工的人身、财产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学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学校安全管理应遵循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
第四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领导，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保障学校安全。其主要职责是：
（一）领导、组织辖区内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
（二）定期召开学校安全工作会议，督促、检查本地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研究、解决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对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有效治理和防范措施；
（三）责成有关部门对辖区内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检查考核本地区学校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指导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有关安全工作的重大事宜；
（四）负责学校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
（五）指导处理学校重特大安全事故；
（六）其他应由政府处理的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旗县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内所属学校安全工作实施具体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
市和旗县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所属学校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二）制定本地区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年度计划，落实年度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三）与所属学校签订安全管理工作责任书，并考核其落实情况；
（四）督促学校排查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并对本部门无力解决的整改项目及时上报同级政府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五）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对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六）负责学校重特大安全事故处理的具体工作和一般安全事故处理的领导与指导工作；
（七）其他应当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第六条 学校应当加强安全管理，依法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
（一）建立与本校安全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全责任和经费；
（二）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学校安全事故预防和事故处置预案；
（三）制定本校安全管理工作年度计划，落实年度安全工作；
（四）负责与本校各职能部门签订安全责任书，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有关人员，并考核其执行情况；
（五）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排查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并对本校无力解决的问题如实上报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
（六）定期排查校园危房，保证师生员工人身和财产安全；
（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卫生管理，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八）加强对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管理；
（九）做好学生集体活动的安全防范工作；
（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抓好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
（十一）学校安全事故紧急处置；
（十二）其他应当由学校负责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七条 公安、卫生、文化、环保、工商、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校园和周边环境的安全管理，为学校安全创造良好环境。
第二章 学校内部安全管理
第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
第九条 学校法定代表人是学校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实行安全管理责任制。
第十条 学校应当设立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保卫人员，明确其安全保卫职责。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门卫制度，建立校外人员入校的登记或者验证制度。学校保卫人员应当加强对校门的管理，非学校人员和非学校机动车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校园。
学校门卫应当由专职保安或者其他能够切实履行职责的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内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不得将非教学所需的易燃、易爆、危险、有毒物品或受治安管制的刀具、凶器带进学校。
第十三条 学校的校舍、活动场所、教育设备设施、用具、生活服务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和卫生标准，并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卫生保障制度。
教学所用的化学药品、危险品必须存放在安全地点，有专人保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学校应当在校内水池、楼梯等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或者采取防护设施。
第十四条 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饮用水，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
第十五条 学生应当到校而未到校的，学校应当按照监护人提供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
第十六条 学生需要提前离校的，应当由监护人书面说明理由，并有班主任或校长指定人员的签名方可离校。
第十七条 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应当确保学习或者住宿区域通道畅通，不得封堵安全出口。
第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巡逻制度，保卫人员应当定时巡查学校。
夜间关闭校门前，学校保卫人员应当巡查学校，确保学校安全。学校夜间巡查不得少于两次。
学校不得出租校园内场地停放校外机动车辆。
第十九条 学校组织文艺、体育、庆典等大型集体活动，应当成立临时安全管理机构，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制定安全应急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指派专人维持秩序。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抢险等应当由专业人员或者成人从事的活动，不得组织学生参与制作烟花爆竹、有毒化学品等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不得组织学生参加商业性活动。
第二十条 学校组织体育教学、竞赛，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游泳、跳水、器械项目的教学、竞赛，应当配备足够数量、具有专业救护能力的人员现场看护。
第二十一条 薛校自有或者租用运载学生的车辆（以下简称校车）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学校聘用校车驾驶人应当品德优良并具有三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指派专人对校车每次运载学生的情况进行查验，发现超载或者其他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处理。
在接送学生时，校车应当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维护车内秩序和保障上下车时学生的安全。
第二十三条 学生有特殊疾病、特异体质或者其他异常生理、心理情况的，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应当如实告知学校。学校应当制作记录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涉及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学校教职员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现学生生理或者心理异常的，应当给予帮助并及时通知学生的监护人。
第二十四条 学校为学生提供住宿的，应当制定住宿管理制度，保障学生的住宿安全。
第二十五条 教职员工和临时工作人员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或者有其他情形可能影响学校安全的，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采取离岗治疗或调整工作岗位等必要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专职医务（保健）人员或者兼职卫生保健教师，购置必需的急救器材和药品，保障对学生常见病的治疗，并负责学校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有条件的学校，应当设立卫生（保健）室。
第三章 学校周边环境安全管理
第二十七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和监督相关行政部门维护学校周边环境安全，建立学校安全管理协作机制。
第二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的治安管理，及时制止、查处学校周边违法犯罪活动。在学生上学或放学时段加强巡逻，维护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害学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发生。
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将学校列为重点消防单位，定期对学校进行消防安全检查，严格防范和杜绝火灾事故。
第二十九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学校门口或附近路口设置学校标志、禁停、禁鸣标志以及交通指挥灯、人行斑马线和机动车限速等必要的交通安全标志，保障学生交通安全。
第三十条 学校周边二百米范围内不得设立营业性歌舞厅、电子游戏场所、桌球、网吧以及学生不宜进入的其他场所。文化、工商、体育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在上述范围内已设立的相关场所进行清理，限期停业或搬迁。
工商、城管等部门应当对学校周边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生活秩序的商贩、摊点进行及时清理。
第三十一条 学校周边区域建设，设置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者其他危险品以及高压电设施设备，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学校保持安全距离。
学校周边区域废水、废气、工业固体废物、各类噪音、放射性物质等污染物的排放应当符合国家和地方标准。
第四章 学校安全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二条 学校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定期（每学期至少一次）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有：
（一）学校校舍、教育教学设备设施、活动场所、生活服务设施和交通车辆；
（二）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和饮用水；
（三）学校的电器、消防设施、教学用危险物品和校园互联网络；
（四）学校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
（五）学校周边环境的安全状况和其他应列入安全检查的事项。
学校在安全检查中，发现问题应当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及时进行整改。
第三十三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检查和监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和管辖范围，定期对学校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或安全隐患，应当责令学校限期进行整改。
第五章 应急救助与调查处理
第三十四条 市和旗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学校应当制定火灾、气象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出现紧急事件时，应当及时处理救助、处置，并按照规定报告市、旗县区教育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防范、控制措施。
学校应当设立报警求助、应急处置设备和安全通道，并确保其安全有效。接到报警求助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三十五条 每学期第二周为学生安全教育周。
在安全教育周期间学校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支持。
学校每一学期应当至少安排一次学生生存自救演习。
第三十六条 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人身伤害的，学校应当首先采取救护措施，然后通知其监护人，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报告。
第三十七条 学校发生安全事故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调查并及时做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八条 学生人身伤害的赔偿，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或者向教育部门申请调解，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向教育部门申请调解的，教育部门应当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调解意见。
第三十九条 学校应当投保安全事故校方责任险。购买校方责任险的资金，政府举办的义务教育学校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市和旗县区财政在教育费附加中列支；高中学校由学校预算外经费支付；民办学校由举办者支付，列入教育成本。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教育、公安、卫生、文化、环保、工商、城管等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履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履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的，由教育部门或者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教育部门或者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由教育部门对政府举办的学校的校长给予行政处分。
学校未按照规定履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造成重、特大伤亡事故的，对政府举办的学校的校长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撤职、开除公职处分；民办学校或者合作举办的学校的举办人、学校安全责任人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学校管理事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发生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学校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对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侮辱、殴打学生、教职员工，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和招收全日制学生的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