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政府


第 74 号


《重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3月17日市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二ＯＯＯ年四月五日
重庆市营业性演出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营业性演出的管理，活跃演出市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根据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实施对营业性演出活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营业性演出是指演出的表演者或组织者以获取款、物或广告效益为目的的演出活动，包括以下方式：
（一）售票或包场；
（二）支付演出单位或个人演出费用；
（三）以演出为媒介进行广告宣传；
（四）有赞助或捐助；
（五）以演出吸引观众，为其他经营活动服务；
（六）利用体育比赛等形式邀请演艺人员进行现场表演活动；
（七）以其他经营方式演出。
第四条 市文化行政部门是本市营业性演出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市的营业性演出工作，其职责是：
（一）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演出单位的总量、布局和结构；
（二）审批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以及冠以“重庆”、“巴渝”等字样的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
（三）审查、核准涉外演出；
（四）审批跨省市组台演出活动；
（五）对审批的演出活动实施现场监督。
区县（自治县、市）文化行政部门按本办法规定负责管理营业性演出工作，其职责是：
（一）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市内演员演出和歌舞娱乐场所演出；
（二）审批本行政区域内的营业性艺术表演团体和个人资格；
（三）审批本行政区域内的演出场所；
（四）对审批的演出活动进行现场监督。
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营业性演出活动。

第二章 经营资格
第五条 申请设立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营业性演出场所以及个体演员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应具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列条件，并依法向有权机关报批。
第六条 申请设立演出经纪机构，须依法报经市文化行政部门批准或核准报文化部批准，领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持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演出经纪活动。未取得演出经纪机构的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营业性演出经纪活动。
第七条 申请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除应当具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列条件外，还应具备健全的演出、票务、财务、服务等管理制度。
第八条 歌舞娱乐场所申请兼营演出业务的，应按有关规定申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并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演出业务。
第九条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每年验审一次。演出单位或个人一年内无正当理由未从事营业性演出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其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第十条 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在材料齐备的条件下办理每项审批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第三章 演出审批
第十一条 本市的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在市内从事营业性演出的，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员个人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报演出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个人跨省从事营业性组台演出，持《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员个人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的介绍信，报市文化行政部门审批，开具演出介绍信，方可按规定的地点、时限、场次进行演出。
第十三条 歌舞娱乐场所邀请市外演员演出的，由批准歌舞娱乐场所的文化行政部门批准。
餐饮娱乐或其他没有《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场所邀请市内演员演出的，报所在地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举办全市性营业性演出活动，应当报市文化行政部门审批。举办冠以“西南”、“巴渝”、“全市”、“重庆”等字样的营业性演出活动，应当报市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组织募捐义演活动的主办单位须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报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批准，除按规定扣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其收入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由受捐单位签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中提取报酬。组织社会福利性募捐演出、救助灾害及救济贫困性质的募捐，应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准后，报同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涉外演出应由具有涉外演出经纪资格的演出经纪机构承办并在演出前60日提出申请。涉外演艺人员进入歌舞娱乐场所演出的，也可由经批准的涉外定点场所提出申请，经市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后，由市文化行政部门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申报。
第十七条 申请涉外演出除应提供《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所列资料外，还应提供以下资料：
（一）演出主、承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或定点演出场所的有关资料；
（二）拟公开发布的广告稿。
第十八条 涉外演出项目报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演出经纪机构或定点场所应按规定到市文化行政部门办理演出手续，取得《临时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严格按照批文的规定实施演出。演出内容（包括演出服饰）要与送审的录象带相符。
经批准的涉外演出项目如变更节目、演员、演出时间、地点，主、承办单位，应按程序另行报批。
第十九条 涉外演出项目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后，演出经纪机构应与涉外演出方经纪人依照经批准的意向书签订正式的演出合同，经提交市文化行政部门核准后，将合同副本报市文化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章 演出管理
第二十条 演出单位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演出单位和个人应遵守职业道德，按照商定的演出节目和程序演出。
第二十一条 演出经纪机构不得设立分支机构或转包经营。不得搞挂名承办，不得倒卖或变相倒卖演出批文。
第二十二条 演出单位变更名称、住所、主要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业务范围，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二十三条 演员不得无证或手续不全参加演出，不得参与非法演出活动。
第二十四条 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演出单位之间、演出单位与所邀请的演员之间应当签订演出合同。邀请在职演员演出的，还应与其所在单位签订演出合同。非演出经纪机构需要举办组台演出或涉外演出的，应当与演出经纪机构签订演出合同。
第二十五条 订立演出合同应当合法。合同订立后，应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
按国家规定应当批准的演出活动，必须在其演出活动获得批准后合同方可生效；变更经批准演出内容的，应当按规定重新报批演出。
第二十六条 国家机关举办公益性演出活动，以获取款、物或广告效益弥补资金不足的，应按营业性演出管理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国家机关不得从中提取演出收入。
第二十七条 营业性演出广告须经核准其演出的文化行政部门审核后方可发布。
广告必须真实、合法，不得误导、欺骗观众。
新闻媒体机构应核验文化行政部门出具的《演出广告审查表》之后，方可发布营业性演出广告。
第二十八条 承办涉外演出的演出经纪机构，应在演出前将文化行政部门同意演出的批文、演出合同副本及纳税人责任书或办理代扣代缴责任人等有关资料报送当地税务部门。
第二十九条 演出活动须在批准的场所进行。不得将涉外演出团体分散组队演出，不得随意串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到未对其开放的地区演出。
第三十条 演出团体中的涉外人员应持有我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相关签证，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留学生、来华访问、旅游的外国人不得参加营业性演出或者在歌舞娱乐场所参加营业性演出活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以上文化行政部门依照各自权限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营业性演出单位的，或者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从事营业性演出的；
（二）演出国家禁止内容的；
（三）擅自举办组台演出或者擅自邀请港、澳、台地区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个人从事任何形式的营业性演出的；
（四）无理中止演出或者以假唱、假冒他人名义等手段弄虚作假，违反演出合同的；
（五）营业性演出场所违反规定，擅自接纳无《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组织的演出或者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的；
（六）营业性演出场所违反规定，致使演出秩序混乱或者发生安全事故的；
（七）侵吞募捐演出收入的；
（八）营业性文艺表演团体或演出经纪机构擅自聘请未事先征得其所在单位同意的人员或者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个人参加营业性演出的；
（九）演员未经本单位同意擅自参加营业性演出的；
（十）个体演员擅自举办营业性演出的；
（十一）出租、转让《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
第三十二条 演出单位未经批准，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擅自变更名称、住所、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业务范围或终止经营的，除责令限期整改外，并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演出主、承办单位未另行报批，擅自变更其节目、演出时间、地点的，处以非法所得金额1倍至3倍的罚款，最低不少于2000元。
第三十四条 演出经纪机构违反规定，设立分支机构或转包经营、搞挂名承办、倒卖或变相倒卖演出批文的，处以非法所得金额1倍至5倍的罚款，最低不少于30000元。
第三十五条 涉外演出人员未持我国政府机关签发的相关签证，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或有留学生、来华访问、旅游的外国人参加营业性演出的，对组织或参加演出的单位或个人，分别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文化行政部门发现未经核准演出而发布营业性演出广告的，移交工商行政部门依法查处。演出单位违反演出合同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给观众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对演出单位给予警告，并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文化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侵犯演出单位或者个体演员合法权益，在营业性演出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参与、包庇违法演出活动，参与或变相参与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的文化市场管理费，应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法律与道德在教育中的分野

??---兼谈开除未婚先孕大学生案

杨涛

报载，近日，西南某大学以违反校规“发生不正当性行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对未婚先孕的女大学生李静及其男友李军作出勒令退学的处罚决定。这对恋人认为学校的做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准备将母校告上法庭。

这一事件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重要权利，学校仅凭自己内部处罚条例就剥夺公民的受教育权，其合法性令人质疑。有学者在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时指出，这一广泛关注的事件其实质是教育道德化还是教育法治化理念冲突使然，教育道德化是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提倡“尊师重教”，强调“师道尊严”，在教育过程中，权力的运用常常只受“道德”标准的衡量与限制，而教育法治化实质上是通过理顺政府、学校、老师、学生的关系，使他们各自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整个教育工作按照既定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述学者的分析相当深刻，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治国方略提出的今天，教育该究竟该如何处理好两种观念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现代化。中世纪的西方很早就提出上帝主宰人的思想，法律管理人的行为的主张，他们认识到人的外部行为应由法律来管理。在法学史上，康德首先明确地将道德伦理特性归结为“内在性”，法律规范为“外在性”，他认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笔者认为，法律之所以是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因为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人们理性的结晶，是集合了众人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便是民主的结晶），经过了规范的程序，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与保障性，这与道德的解释随意性、不可预测性与依靠内心自律性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依靠不能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的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法律之外人们还需要道德来规范人们的内心是因为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此是一；其二是法律的确定性、也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最后，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社会主义更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身先士卒的标兵，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加远离兽性，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把道德分为两类要求与原则：一是包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则远远超过了那种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要求。法律则只是将第一类中的一些部份予以了吸收（当然法律并不仅仅就这些，除道德外还有科技规范的吸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区分了两者调整的范围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则只支配人们的内心活动的动机，并不否认法律对内心的影响，法律通过对行为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人的内心；也不否认道德对外部行为的影响，道德支配人的内心从而规范了人的外部行为；两者的分野在于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是否直接进入了人们的内心，如对思想治罪，而无强制性的道德是否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强制性，直接处置人们的权利义务，如依道德判案。

下面我们来看法律与道德该如何进入教育领域，高级汉语大词典将教育定义为两种：一是指培养人才、传播知识的工作。二是指教导启发,使明白道理。前者是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其直接后果是对被管理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后者是教育传授行为，对于被教育人的现实权利义务关系并无直接影响，其影响表现在对被教育人仅在内心世界，仅能改变其内心世界，并通过改变内心世界影响其外部行为。从上述分析，对被管理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后果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当然要纳入法治轨道，一切依法办事，教育工作才能有序进行，道德在此主要是起补充、辅助作用，绝不可代替法律。而对于影响表现在仅对被教育人内心世界产生影响的教育传授行为针对的是思想领域范畴，道德当然能在此领域发挥其作用，具体说教育传授除了知识的传授外，还应当在道德与法律的传授上齐头并举，以期达到形成高尚的社会风气与养成守法的意识。在此笔者要提醒的是这二种分类仅对其作用的对象而言，对于教育者本身而言，无论是教育管理行为还是教育传授行为都是法律行为，都应依法进行，如教育传授不能传播反动思想，否则要受法律制裁。

具体在本案，西南某大学可以在教育传授上教育学生端正对爱情的态度，尽量不要在学习阶段发生性关系。然而对该行为的处理则是一种教育管理，应严格依法进行。依博登海默的分类，笔者认为“非法同居”不属于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不应由法律来调整，法律不应将对较高层次的人的要求对一般人作出规定。同时我们也看到至少现在该行为是法无明文予以保护、亦无明文处罚的行为，依据现代法理学的公认私权行使基本原理是“法不禁止即自由”，学校无权处罚。即使是法律予以禁止，并不能直接剥夺受教育权，因为该权利是宪法上的权利，对其的剥夺仍需法律的专门授权。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该校仅凭其自行制定的道德规范就轻易剥夺了李静俩人在宪法上的权利－－教育权。其次，依照现代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原理，对普通人的隐私权的保护有别于对公众人物及官员的隐私的保护，实施的是全面保护，对公民私生活秘密乃至道德瑕疵不得公布（有学者认为甚至违法记录也在法无明文授权下不得公布），校方仅依其内部规定不仅作出处罚决定，而且将该事情向全校通报，明显侵犯李静俩人的隐私权。本案中校方这里将道德僭越其在思想的领域的支配作用，直接强制于人的行为，反映了校方法治观念的淡薄，对教育管理与教育传授两种行为的混淆，值得引起反思。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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