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关系之探讨

复旦大学国际法专业2001级
刘新宇


内容提要：当今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全球化向WTO提出了加强透明度、提高国民社会参与度的要求。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对于加强世贸组织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具有重要意义。WTO制度中已经有了关于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实践。但是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要求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值得注意的是，WTO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依旧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持有怀疑态度，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本文作者建议WTO借鉴其他政府间组织针对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措施，切实改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刚刚复关，中国领域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维护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 WTO 透明度 关系


一， 非政府组织对于WTO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的兴盛发展与其在国际事务上越来越多的参与是与全球化分不开的。全球化被视为是一种“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外化”，①——诸如环境污染的全球性的问题更多的需要在国际上得以解决，从而削弱了主权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对这些活动的控制能力。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承认，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层面上的谈判与协商，这样也就为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WTO也在全球化进程中完成了对GATT的继承，并成功的过渡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完整的一套世界贸易规则体系。当然，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放弃WTO这个展现其能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位环境问题专家所指出的：“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常用来解决国家间有关环境问题争端的机制”。②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撇开了WTO就无法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和利益。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对于WTO体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利于强化WTO的决策能力。当WTO的机构面临一些诸如贸易与环境等非其所长的专业知识时，从非政府组织获取的可利用资料、信息将有利于拓宽WTO对有关问题的分析基础，从而降低WTO决策机构发现事实和推理分析过程中的错误，提高相关机构报告的质量。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由一国或数国的公民或公民的联合发起的并谋求某种公共利益的独立于国家的具有私人性质的组织。③ 可以说，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公民（团体）的意见。在全球化的态势下，这一公民或团体的意见已经无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于是，非政府组织便成为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对于缺乏透明度的WTO来说，无疑是加强其为公众所认知的最佳途径。
最后，WTO协议中的仅允许缔约国方提供信息的规定无疑造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垄断。④ 如何打破成员国方提供信息的垄断并创造竞争环境以寻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机制成为WTO亟需解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提供了一种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组织可以扮演一个政府缔约方的情报提供竞争者的角色，这样就能利用其在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力资源优势，发挥了非政府组织迅速发现问题并能及时做出反应的特长。从而在WTO体系内构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平行竞争机制，以期能更好的发挥各方面优势、集思广益，制定出最适宜的世界贸易政策。

二， 现行WTO制度中有关非政府组织的规定。
WTO各缔约方早已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意义，因此各方在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
织的协定》中，已经包含有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内容。该协定的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总理事会应做出适当安排，以便与在职责范围上与WTO有关的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另外，在1996年6月18日，总理事会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框架。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所确立的基本原则；2，各成员方认识到非政府组织能起到增进公众对WTO相关活动的认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员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3，为了达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须保证非政府组织获得更多有关WTO活动的信息，特别是比过去更快地取消对获取有关这些活动的文件限制。为此，秘书处将使相关资料（包括已经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联网上公布；4，WTO秘书处应积极地采用各种方式，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5,如果WTO各理事会或委员会的主席参加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会或其他会议，他只应代表其本人。除非该理事会或委员会做出其他的特别决定；6，各成员方重申WTO是一个对其成员方的有关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间组织。因此，各成员方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可能直接参与WTO的工作或其会议。
自1996年以来，WTO秘书处和各成员方以各种方式积极地保持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而以上这些方针则起到了指导作用。WTO在发展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中进行了如下几种尝试：
第一，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部长级会议。在通过了《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安排的指导方针》后不久，WTO各成员方就非政府组织参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长级会议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意见：1，非政府组织将被允许参加大会的全体会议；2，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必须符合《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与WTO的工作是由联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会议是WTO历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组织参加的主要会议。总共有159个非政府组织登记并参加了会议，其中的108个非政府组织（235名个人）代表环境、发展、消费者、商业和农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设在新加坡大会会场的非政府组织中心为与会的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提供了会议场所、电脑设施和会议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于1997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共有128个非政府组织（362名个人）。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除了参加非正式的工作会议外，还参加了由秘书处主持的日常简报发布会——这是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一个特色，并被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WTO保证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号。③
多哈部长级会议期间，WTO秘书处安排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感兴趣的成员方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其中正在考虑的有非政府组织参加一些活动包括：1，日常非政府组织简报会。秘书处会为已经登记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天一次或两次的有关大会会议进程的工作简报发布会。这些简报发布会将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组织交流的成员方的部长或官员来主持；2，特定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简报会。有关一些特定问题的简报也将由总干事或秘书处官员集中向登记的非政府组织发布。相关问题的确定取决于大会的主持国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趣所在；3，由秘书处组织的讨论会。WTO秘书处将就非政府组织感兴趣的问题组织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将在非政府组织中心举行，同时面向所有多哈会议的与会者开放。①
第二，为非政府组织举行讨论会。自1996年以来，秘书处为非政府组织安排了许多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往往针对一些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问题，如其中的三个讨论会是关于贸易和环境问题、一个关于贸易和发展问题等等。这就反映了WTO认识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实体，其本身的权利应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这些讨论会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个同WTO成员方的代表讨论相关特定问题的机会。
第三，同非政府组织保持日常联系。WTO秘书处每天都会从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的询问信函。同时，WTO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会定期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既是独立的，也是作为秘书处组织非政府组织参加WTO活动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举措。在1998年7月的总理事会上，总干事通知各成员方，秘书处将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来增进同市民社会的对话。这些步骤有：从1998年秋开始，WTO秘书处将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日常工作简报；在WTO官方网站上增加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相关内容。另外，秘书处还会将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交的论文的目录汇编成册并散发给各成员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其报告中也对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 在沸沸扬扬的海龟案中，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前后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来文的态度明显不同。在本案中，专家小组认为：“…根据DSU第13条，专家小组掌握着寻找信息和选择信息来源的主动权。在任何场合，只允许争端当事双方和的三方直接向专家小组提供信息。在我们看来，接受从非政府组织途径来的未经征询的信息同DSU的现行规定是不符的。因此我们通知各当事方我们对于这些文件（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将不予考虑… ”③
而在上诉机构的报告中，尽管肯定了专家小组评判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报告的行为是在DSU第12条和第13条授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但上诉机构着重指出了专家小组在有关是否应该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问题上对DSU相关条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是错误的。上诉机构回顾了“荷尔蒙案”（WT/DS26），认为根据DSU第13条第2款，专家小组可以从任何相关途径寻找关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询任何专家以得到他们关于案件特定方面问题的意见。在这里，上诉机构强调专家小组可以向“任何个人或团体”或“从任何来源”寻找“资料或技术信息”。同时上诉机构也强调了DSU第12条第2款，即“专家小组程序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以保证提供高水平报告，而又不会不适当的延误专家小组审案进程”。上诉机构在其报告中指出了本案专家小组在解读“寻找（seek）"时，不必要的太过于注重正式性和技术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个人或团体”首先必须得到专家小组的允许才能提交报告。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况下，基于实用或其他相关的目的，‘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与‘未经要求得到的资料’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④因此，DSU授予专家小组寻找资料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专家小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经专家小组要求而提供的意见。
在本案中，上诉机构的报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组织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专家小组、上诉机构及当事方的法律上的意义，这就从侧面肯定了非政府组织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同时这也意味着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活动范围得以拓宽。另外，本案对今后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涉及有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评价。
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在WTO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强。正如WTO官方网站上所说的，“WTO自其成立以来的运作历程生动地表明了世界贸易体制从未像现在这样备受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审视”。①
然而，WTO各方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仍持怀疑态度。因此，非政府组织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将非政府组织排除在WTO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的观点的大多是成员国的政府官员（而非专家或学者）。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加入只会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决策机制。综合起来，现在反对者持有以下几种意见，下面我来一一评述：
第一，担心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特殊集团的利益。即认为当一个政策决定机构允许游说集团介入后，将存在着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团施加不平衡影响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认为，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减缓决议制定的进程进而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还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许多非政府组织不赞成贸易自由化，因而担心它们的加入会阻挠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业实体（通常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经存在。因此，纳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相互监督、相互牵制的效果。从而抵消WTO中现存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而只会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政策的产生的可能性。
第二，担心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影响WTO作为一个多边政府机构的性质。这种观点认为WTO作为一个调整政府间关系的机构，只应保证成员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导作用。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是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国内公民的利益。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们所在国家的利益如何在WTO体系内得以调和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加入会冲击主权国家在WTO中的地位，会使WTO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③
然而，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就具有跨国性的特征，它也有独立参加某些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一点早已在联合国体系中得以确认。给予非政府组织在WTO中发言和观摩争端解决程序的机会，并不排除各成员国依然可以闭门议事。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一些涉及政治的经济问题愈发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解决。因此，WTO不需要以一个纯粹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机构的形式存在。可以预见，非政府组织的加入能够强化WTO作为一个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地位。
第三，认为非政府组织不具代表性。此观点认为很难确定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怎样来保证非政府组织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非政府组织应采用何种方式来保证它们的代表性和它们对其代表所负的责任？
我认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问题在WTO对其开放后将更易于解决。所以，不应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相应的，在国际领域内，对非政府组织地位的重视程度应取决于该组织过去在增进其所参与的国际机构和其所代表的公众之间的联系所作的贡献。
第四，还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WTO的可操作性问题，即担心控制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贸易体制内的活动的难度过大。另外有一些观察家认为非政府组织在WTO会议上的出现会使一些成员国由于担心受其国内的指责而不愿暴露其真实的想法。这样反而有违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关非政府组织在WTO中活动的具体操作的确还存在着问题。目前WTO可以参照其他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做法，如世界银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它的会议和决策过程的程序。同样的，经合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也拓展了与非政府组织接触的领域和范围。总之，要让非政府组织高效、更好的参与WTO的有关活动，实际中要克服的困难是有很多的，但过多地担心确实是不必要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众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第三次部长级会议由于会场外众多民众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结束，预先拟发动的新一轮多边谈判也淹没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号声中。②
尽管西雅图会议以失败告终，尽管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发出了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和争端解决程序应更具透明度的讯号。WTO处于正在浮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核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和程序正日益被视为协调好全球范围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WTO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处于一种“幕后运作”的状态了。
其实早在战后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ITO）时，创立者们已经清楚的预见到了非政府组织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后来，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长，Eric Wyndham White先生，提出了一项非政府组织议程。他建议ITO：1，起草一份给与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单；2，邀请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出席ITO大会并允许他们提出议案和自由发言；3，就ITO活动领域内的问题向非政府组织提出咨询；4，任命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③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创始者们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认识。只可惜ITO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临时协议的形式出现的各方妥协的产物——GATT对这一问题没有充分重视，从而失去了与非政府组织握手的良机。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印发《2009年地方科协调研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

科协调函政字[2009]11号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办公室（秘书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科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调宣部门：

　　2009年3月9—10日，由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主办、江西省科协承办的2009年地方科协调研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经中国科协书记处领导同意，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2009年地方科协调研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纪要



　　　　　　　　　　　　　　　　　　　　　　　　　　　　　　2009年3月31日


附：

2009年地方科协调研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纪要
（2009年3月26日）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09年3月9—10日，地方科协调研宣传部长工作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的10位领导同志和调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近60人出席研讨会。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科协调宣部巡视员兼副部长崔建平主持，江西省科协党组书记龚绍林致辞，中国科协调宣部部长王春法作了关于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12•15讲话精神辅导报告。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紧紧围绕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从新时期党和人民事业对科协工作新要求的高度，深入思考、热烈研讨科协决策咨询工作、调查站点调整、科协组织更名、科协标识使用等问题，既如实反映本地区本部门相关工作现状，也积极发表科协开展决策咨询工作的意见建议；既有对科协历史上成功决策咨询的回顾，也有对本地区今后开展决策咨询的方法设计和理论思考，套话空话少，实话真话多，所提建议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一次团结务实、研讨深入的成功会议，并达成以下共识。
　　一是要不断把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12•15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胡锦涛总书记12•15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科协工作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指导意义，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是科协系统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调研宣传部门要自觉当好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先行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讲话蕴含的丰富政策内涵，推动转化为指导科协工作的具体政策文件，切实按照“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建立起与其他部门密切配合、良性互动的有效工作机制，推动科协工作再上新台阶。有代表提出，调研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渠道，增强宣传效果，在更广范围宣传胡锦涛总书记12•15讲话精神的重大意义，扩大科协影响，提升科协形象，使社会公众更加准确地认识科协的组织性质，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参与科协工作。
　　二是要把科协的决策咨询工作做好、做强、做出品牌。与会代表认为，科协作为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决策咨询，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服务，既是党和人民对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殷切期待，也是实现科协事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科协系统开展决策咨询有传统、有成绩，也有独特优势。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统一规划，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更加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把科协组织的决策咨询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强、做出品牌，做成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国家级科技思想库。
　　三是及时调整科技工作者调查站点十分必要。为进一步加强调查站点建设，确保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资料收集的完整、真实、及时、准确，根据《中国科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要求，中国科协调宣部决定从2009年起，用三至四年时间将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调整一遍。与会代表对此项工作安排非常支持，一致表示将按照中国科协要求，认真完成今年的调查站点调整任务，并于4月5日前将具体调整意见上报中国科协调宣部。
　　四是科协更名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有代表提出，科协是人的组织，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将中国科协更名为“中华全国科技工作者协会”或“中华全国科技工作者联合会”，把科协的组织性质充分凸显出来，做到名实相符，很有必要。也有代表担心，近几年科协的工作刚有起色，社会形象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贸然改名可能会削弱科协已有的社会影响，降低社会知晓度，不利于继续开展工作，不如将更多精力放在做好各项工作、进一步扩大科协社会影响上来。大家建议，科协更名问题要继续调研，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交流讨论中推动形成共识。
　　五是要大力推广使用科协形象标识系统。中国科协形象标识不同于会徽，标注范围广泛，使用场合多样，应成为代表中国科协形象的经常性、便利性的使用标识。但从此次会议反映情况看，各地科协对广泛使用形象标识系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使用标识系统的积极性不高，许多本该使用形象标识系统的场合仍以会徽代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地科协对形象标识系统的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同志对标识系统尚不了解；另一方面，中国科协没有关于推广使用形象标识系统的限制性规定或激励性措施。大家建议，由中国科协调宣部牵头，对科协形象标识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推动中国科协形象标识系统在更广范围和更多场合使用，成为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科协工作者和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科协基本形象标识。
关于把中国科协建设成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既切合实际又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科协工作的总体布局，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协决策咨询工作的目标重点，很有现实指导意义，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把中国科协建设成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不是在科协现有组织架构中增设一个新机构，而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组织建制，拓展工作领域，提升工作质量，发挥好科协组织的思想库功能。决策咨询工作分由学会部、调宣部、咨询中心等多个部门承担的地方科协，应该明确由主管领导抓总，调宣部门牵头，突出优势，整合力量，努力形成健全的决策咨询工作协调机制。
　　二是做好决策咨询工作关键是要把握规律性，探索将科技工作者的个体智慧凝聚上升为有组织的集体智慧的方法、途径和机制。把中国科协建设成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国家级”是指我们的决策咨询水平和影响力要达到国际一流，而不仅仅局限在特定区域或特定问题领域；“科技”是指我们的决策咨询工作要聚焦在与科技相关的问题，由科技工作者开展决策咨询；“思想库”是指科协要通过决策咨询引领社会思潮，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与此相适应，地方科协也要努力成为地方党委政府的思想库，围绕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与科技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
　　三是思想库的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考虑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也考虑区域性、近期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成果要力争进入决策程序。建立决策咨询专家库要重点考虑专家的决策咨询能力，考虑其对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考虑其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入库专家要实行动态管理，既要有某一学科领域造诣精深的专业人才，也要有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的复合型人才；既要吸收科协系统内的人才，也要吸收科协系统外的研究人才；既要吸收科技工作者，还要吸收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甚至海外优秀科技人才。地方科协决策咨询专家的选择，要充分考虑本地学科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同时要做好决策咨询方法培训工作。
　　四是科协组织作为思想库应具有跨部门、跨领域、跨学科、多层次、网络型特点，应具有柔性边界。凡与科技相关的问题，都是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上至中央，下到县市，各级决策部门都应成为我们决策咨询的服务对象。科协系统用人不养人，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把科协的决策咨询系统做成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系统。要进一步畅通科协同党政部门的沟通渠道，规范科技工作者建议的报送方式，建立党政领导对专家建议的及时反馈机制，使科协决策咨询工作更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
　　五是决策咨询工作要不拘一格、形式多样，既有主动咨询，也有被动咨询；既有课题研究，也有专题论坛；既有正式的组织形式，也有非正式的活动形式。要探索建立科协系统决策咨询工作评价激励机制，调动各级科协组织开展决策咨询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精神，通过树立典型，示范带动，把科协系统的决策咨询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
　　六是做好科协系统的决策咨询工作，要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一要处理好科协机关和科技工作者的关系，决策咨询工作的承担者是科技工作者，不是机关工作人员，后者是为前者开展工作服务的；二要处理好调宣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关系，这是科协系统的决策咨询，不是调宣部门的决策咨询，必须以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把各部门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调宣部门要当好组织者、服务者；三要处理好科技问题和非科技问题咨询的关系，科技工作者对与科技相关的问题有发言权，但对于非科技问题则一定要谨言慎行，找准方向；四要处理好上级科协和下级科协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协的组织网络优势，坚持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形成全国一盘棋；五要处理好科协和学会的关系，每一个学会都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库，在特定的科技问题上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是学会，必须充分调动各类学会做好决策咨询的积极性。
　　七是要突出科协特色，加大对科协思想库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能否成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公认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其中的影响力既包括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包括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明确科协思想库建设的目标和重点，努力成为与中科院、工程院等相互补充、互有优势、各具特色的国家级科技决策咨询组织。各地科协也要根据自身特点灵活有效地开展工作，打造品牌，扩大影响，逐步树立科协组织的科学普及、学术交流、人才举荐、决策咨询四位一体的完整社会形象。
　　在总结讲话中，王春法部长介绍了2009年中国科协调宣工作总体布局，要求与会代表回去后认真做好会议精神的汇报传达工作，同时希望各省（市、区）科协专题研究并部署好决策咨询工作，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树立起科协组织的完整社会形象，推动科协系统调宣工作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