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周某冒名但某，于2010年11月15日伙同他人在重庆市江北区抢劫现金10万余元。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北法院”）于2011年4月8日作出（2011）江法刑初字第273号刑事判决书，以抢劫罪判处但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5万元。服刑期间，周某主动供述了其曾于2006年9月21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参与结伙抢夺现金10万余元，并交代了其作案后为逃避打击，趁迁移户口之机假冒弟弟但某身份的事实。2012年9月5日，江北法院以抢夺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0.5万元(考虑周某的自首情节，对其所犯的抢夺罪减轻处罚)；与前罪判决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3万元。
【分歧】
在对被告人周某所作判决生效后，法院才查明其真实身份，此时如何更正前案判决书中被告人身份信息，合议庭产生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启动再审程序。被告人周某隐瞒真实身份的行为属于刑法意义上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情形。前案对周某进行判决时，错误地评价其“认罪态度好”并援引相关法律条款对其从轻处罚，即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应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更正。
第二种意见认为，以裁定方式更正即可。首先，《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规定了裁定可以适用于“补正裁判文书失误”的情形，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的身份信息错误，即属于裁判文书“失误”的范畴。其次，通过裁定的方式更正被告人身份信息，相比再审方式更加节约司法资源。如果原案在实体与程序上均无大的瑕疵，再次开庭审理的话，势必造成本来就很紧张的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
【评析】
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是周某隐瞒身份信息的行为对原案的审理程序无影响。被告人隐瞒身份信息对审判程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管辖与是否适用特殊程序方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以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为主，以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为辅。周某与其冒名的但某尽管居住地不一致，但其抢劫犯罪的作案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该区人民法院当然拥有管辖权。另外，周某与但某年龄相差不大，均非未成年人或老年人，二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也均正常，在审判中不存在需要适用特殊程序的情形。
二是周某隐瞒身份信息的行为对原案的实体处理无影响。前案周某抢劫犯罪的判决中，除了其身份信息有误外，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错误。行为人虚报身份信息大多出于替他人顶罪、隐瞒累犯情节避免从重处罚、冒充未成年人以求从轻处罚、防止留下犯罪记录等目的。本案中，两次犯罪行为的实施者均为周某，相关行为亦已被判处适当刑罚，所有犯罪事实或情节均无遗漏，周某并未因此被施以不当的从宽或从重处罚的法律评价。
三是周某主动供述自己真实身份信息并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未掌握的犯罪行为，确有自首情节，但其并不会由此额外获得法律的从宽处罚。尽管有观点认为周某故意隐瞒真实身份信息后又主动供述，有以自首情节骗取减轻处罚的嫌疑，如从宽处罚有失公允。此种担心确有一定道理，但被告人欲钻“法律漏洞”的企图并非不可化解。法官在对被告人所犯的罪行进行量刑时，就是否予以从宽及从宽的幅度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轻重、造成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悔改表现、自首的时间和原因等各种情节后，对被告人作出适当的刑罚。
四是通过裁定的方式更正被告人身份信息在司法实务界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被告人姓名等身份信息有误，但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裁定对有关信息予以更正。”
因此，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应当以裁定的方式纠正生效判决中有关被告人身份信息部分的内容。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